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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民


  一
  周作民,1884年2月12日出生在山阳(今淮安市楚州区)。幼时进本地“谈氏东文学馆”学习,190j
  秋赴广东,入广东公学,当年考取公费赴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留学,后因广东官费停发,两年半后肄业
  回国。1908年秋在南京法政学堂任日文翻译,同时自修财政经济。辛亥革命后,任南京
  临时0财政部库藏司科长。1912年3月临时0北迁,随同赴京,仍在财政部供职。
  1913年熊希龄担任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擢升他为库藏司司长。1915年,调任交通
  银行稽核课主任和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
  1917年5月金城银行成立,周作民出任总经理,历32年之久,并担任董事长10多年。其间还兼任永利制碱公司董事长、民生实业公司常务董事等,是一位拥有经济实力和一定影响的金融界知名人士。
  1951年6月,周作民接受-总理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邀请,由香港回到北京,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51年9月,金城、盐
  业、中南、大陆、联合五银行实行公私合营,他任联合董事会董事长。1952年12月,
  全国60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时,他担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
  在我国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整个过程中,周作民都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接受改造
  。与此同时,周作民又将他的资产美金证券25万美元、金城银行股票约值人民币100万
  元,连同个人收藏图书5300册,名人字画、碑帖、工艺品等珍贵文物1045件,全部
  捐献给国家。他的爱国热忱和爱国行动,得到了国家文化部的褒奖。
  1955年3月,周作民病逝于上海,终年71岁。在他的追悼会上,-总理和0中央-部都送了花圈。
  二
  清末以降,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掌控着我国的政治经济命脉,金融事业亦为外商操纵,一些有识之士,图民族之存,以实业报国为责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诸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我国民族工商业勃然兴起,私营银行应运而生。金城银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
  金城银行的发起人包括军阀官僚、交通界领袖和金融界头面人物,以倪幼丹(安徽督军倪嗣冲之子)、王祝三(安武军
  后路局督办)、吴鼎昌(天津造币厂监督、盐业银行总经理)等为巨擘;任振采(交通银行
  协理)、胡笔江(北京交通银行经理)、周作民(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主任)等操实际经营
  管理权。设立金城银行,一方面为北洋军阀官僚们搜刮的民脂民膏寻找出路,另一方面也为
  他们经营的工商企业取得融资便利,培养金融基地,巩固经济地位。而周作民自金城成立到
  1934年,担任总经理职务,1935年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51年专任董事长,一
  直掌握着金城的经营管理大权。
  金城创立时,经营中心在北方,总行设在天津。当时周作民在北京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职务,派金城稽核长吴延清为代表常驻天津。1918年,
  金城在北京设总经理处,将总行职权自津移京,由周作民直接管理。
  1920年金城直接投资30万元在天津开办通成货栈,并在北京、汉口、南京、郑州设立分栈,经营货物的堆
  存、包装、运输;发行栈、提单;代办押款、押汇,代客买卖货物。通过货物流通,发展
  银行押款、押汇业务。后投资5万元在北京设立丰大号,分设沪号,经营证券交易。1921
  —1922年,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创办联合营业事务所,并以中南是侨资银行取
  得钞票发行权,设立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银行券。由于现金准备充足,钞券信誉颇佳
  ,发行额逐渐增大,1922年为250万元,1927年末高达1700余万元,193
  5年增到2891万元。后因-财政部实行法币政策,派员监督接收并销毁私营银行发
  行的钞票,四行准备库-结束。1923年四行在联合营业事务所下,设立四行储蓄会,
  吸纳社会散资。1927年该会储蓄存款达1000多万元,占全国重要银行存款总额2
  4%。金城还投资房地产,和其他银行联合建造当时远东第一座摩天大厦国际饭店,轰动上
  海,成为最能吸引储户的广告,提高了四行的社会声誉。
  金城创立初期,业务经营
  采取审慎而急进的策略:存款方面,广为交际招揽大户,对存款大户,由经理直接接待,不
  必上柜台办理手续,也注重对中小存户的争取。对存户的主管人和经手人,付给回息。放
  款方面,以有可靠押品或与本行有投资关系的企业为主要对象。同时设立调查科,聘请著名
  学者刘大钧担任顾问,进行信用调查,确保投放资金安全。汇款方面,通过各行处的紧密联
  系,日报总处,统一调拨,并通过同业关系,相互调剂。到1927年,存款总额达398
  4万元,比1917年增加7倍多;放款总额2738万元,增加6倍多;汇款总额,19
  21年达5253万元,1927年为2313万元。存、放、汇款数额占全国重要银行的
  比重,均居同业的前列。
  北洋00后,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转移,周作民为了金城的长远发展,将总经理处迁到上海,陆续增设分支机构50余处,遍布全国各主要城市,成为全国性私营银行之一。
  适应金城发展需要,周作民主持改进人事制度。创办初期,除少数高级人员聘用留日归国人才外,一般人员都是由同乡戚属或有关方面介绍推荐来的。现在则多方延揽各国归来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知名人士担任重要职务,一般职员改为招收国内大中学毕业生,经过考试,录取聘用,还委托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培训,也挑选少数在职得
  力人员,资送出国进修。这些人才的使用在金城扩展经营、增强竞争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金城银行在30年代初中期获得极大的发展。
  1929年,金城银行独资创办太平洋保险公司,周作民任董事长。公司额定资本100万元,办理水、火、船壳、汽车及其他保险,各年均有盈利,但因资额过小,不能承做大额保险,或只能分保一部分。1933年,交通、
  中南、大陆、国华、东莱等行加-营,增资至500万元、实收300万元,在国内各重
  要省市设立分公司及代理处,后又在香港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等地设立分公司,业务不
  断拓展。在原办各险外,增加木驳、电梯、信用、意外、兵盗及人寿保险,还与安平、丰
  盛两公司联合组织总经理处,增厚实力。到193j底,承办各种保险总额约13亿元
  ,并争取国外分保业务,每年盈利都在15—30万元间。平保先后收并安平、丰盛、天一
  等公司,1937年又收买了联合保险公司中通易名下的股份,成为我国当时保险业中的巨擘
  ,实力堪与外商抗衡。
  保险同业联营后,周作民仍任董事长。
  抗战时期,大片国土沦陷,金城事业大受冲击。随着-0西迁,金城在重庆设立总经理处,称渝总处。沦陷区
  的机构大部分撤迁,在后方的成都贵阳西安乐山宝鸡等地设立分行和办事处。经营
  上,沪渝
  两总处及所辖行处的业务及盈利,在帐面上都有所增加,但事实上是由通货膨胀,物价飞升
  所致,折合黄金计算,金城业绩显著下降。其间,金城投资的工商企业大都濒临困境,勉强
  维持。
  抗战胜利后,-0不断扩展官僚资本,操纵黄金、外汇和利率,加速通货恶
  胀,使民族私营金融业受到排挤和打击,金城业务更加萎缩。延至解放前夕,金城总处为支
  持各地行处维持营业,并照顾职工生活福利,拨出一部分外汇资金,交各地作为“应变费”
  ,等待解放。
  三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时说过:“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搞纺织工业的张謇。”这四位实业界人士中,范旭东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卢作孚创办民生实业公司,都和周作民及金城银行对民族工商业的投资倾向有大关系。
  周作民早年在日本留学,对日本三井、三菱集团的发展及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作过研究,他担任金城银行总经理后,提出金城银行对民族工商业的放款要能“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密切金融和实业的关系”。
  1914年范旭东从日本学成回国,在天津创办盐业公司,用海滩晒盐和卤水加工制造精
  盐获得成功,抵制了日本精盐到中国的倾销和垄断。接着又筹划创办碱厂,但短缺资金
  。为此,周作民给他以支持。1921—192j范旭东在金城银行透支近百万元,虽然
  天津金城银行对此放款有顾虑,但周作民力排众议。有了周的支持,范旭东等花了四五年时间,解决了大
  批量生产问题,成功生产出国产“红三角”牌纯碱,质量赶上英国公司的洋货,不仅行销
  国内,还冲破垄断,打进日本和南洋市场,我民族制碱扬眉吐气。随后周作民又支持资助范
  旭东筹办制造化肥的硫酸厂。1934年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成立,200万元新股由金城等
  银行承购,后金城联合中南、上海等5家银行组成银团,由银团先给范旭东巨额透支550万元,同时由银团主
  持发行公债1000万元,在未发行之前,银行仍予以通融使用。这时银团中又加入交通银行。
  6家银行提供借款和透支比例,金城占20%。总计金城对永利公司的放款,到1937年6月止余
  额达2451万元。而范旭东由于得到周作民及国内金融界的有力支持,1937年2月终于建成
  了永利硫酸厂,日产硫酸150吨,硝酸40吨,填补了国内化学工业一项空白,为农业生产提
  供了新型的肥料,是当时亚洲第一流的硫酸厂。
  卢作孚是民生实业公司创办人,一直担任总经理。他眼光较远,当时推出较新的经营方法如坚持轮船按时起航,不许强索小费等,
  获得旅客的信任。同时又能很好地应付川江军阀,民生的船可以顺利航行。在短短几年里
  ,民生公司不仅在川江崭露头角,还逐渐战胜外商运输公司,航线延伸到汉口、上海,时已
  有轮船40余艘。
  1935年,四川灾荒,民生公司货运减少,一时经济周转困难,而怡和、
  太古两外资公司又趁机排挤,民生公司难于支持。当时卢作孚打算发行100万元债券并与省
  内银行联系,但无人支持。后经同乡金城银行汉口行经理王毅灵介绍,到上海找到周作民。周当即表示
  同意支持,说:“民生公司债,金城愿为协助,全数认购问题也不大”,“不过民生主要业
  务在四川,最再和当地银行商量”,表示“认购余数,金城负责凑足100万”。卢回四川后,
  宣扬了周作民的态度,结果川帮的川康、美丰、聚兴诚3家银行及中国、上海和交通银行共认
  购60万,金城银行根据承诺独家认购了40万。这样,就解决了民生公司的困难,使
  民
  生公司在和外资公司的竞争中获得了优势。由此可见周作民对民族工业发展的支持和贡献
  。
  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0将首都西迁,
  重庆成为国民0
  陪都。适应形势变化,金城银行亦在重庆设立总经理处,把工作重心移到大后方。
  在重庆
  期间,
  周作民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并曾和-晤谈。会面由-在南开读书时的好友康乃如
  安排,极为秘密,双方均未带随员,只是说“叙叙乡谊”。周作民有个胞弟在淮安,其生活
  费用一直由他供给,当时淮安“第一次解放”,因币制不同又汇兑不通便想请-转些
  钱去,给他的弟弟,并掏出现钞来。-一口应承,还打趣说“0再穷还养得起令弟
  一家,我通知当地0照办就是了”。这令处在-政治夹缝中生存的周作民深受感动。
  解放前夕,潘汉年是0香港地下组织负责人,周作民与之相识。1948年底,新中国成立在
  即,新政协会议在积极筹备,当时滞留香港的一批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
  培等响应0党的号召准备前往北平参加会议。为此,潘汉年商请周作民协助这些人北上。周
  作民表示可由金城银行出资,在香港承租一艘轮船开往天津。为了具体落实,周作民安排原
  上海金城银行国外部经理杨培昌与潘汉年联系,予以周密组织。1949年2月底,金城银行花
  了四五十万元港币,租用“华中”号轮船北上。这批民主人士安全地抵达北平,顺利参
  加了筹备新政协会议工作。
  上海解放后不久,浦心雅(曾任交通银行协理)受黄炎培委托去香港,动员周作民回大陆;章士钊等受-委托去香港动员工商界知名人士参加新中国建设。他们都转达了-的期望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周作民受到感召。在-、潘汉年等的关心下,1951年6月由香港直飞北京,回到刚刚解放的新中国。抵达北京后,由
  乔冠华陪同,晋谒-,受到总理的热情接待。互相握手时,总理连声说:“欢迎、欢迎
  !”又说:“你我同姓同乡,也许是同宗嘛。你比我年长,是老前辈呢!”周作民很激动地回
  答:“不敢当。”总理摇摇头说:“我们家乡很贫困,你我都多年没有回去,很想去看看。
  ”周总理称赞金城银行对发展我国民族工
  业的历史业绩,并说:“新中国百废待兴,象周先生这样的理财专家是有用武之地的。”
  后来周作民回到上海金城银行总部,潘汉年设宴为之洗尘。时金城银行营业不佳,处境维艰,
  周作民想将金城、中南两行共同投资的一个纱厂出售填补缺额,便请潘汉年帮忙。潘汉年同
  意由0购买,还指示有关人员要据实开价,不要乘人之危压价,解决了金城银行的燃眉之
  急。周作民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对私金融业改造,对民族金融资本的公私合营起到推
  动和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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