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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慎行


[][公元1545年-1608年]
  于慎行(1545—1608年),字可远,又字无垢,东阿人。明代政治家、文学家。万历年间由皇帝日讲官升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于慎行为人忠厚老成,熟悉历代典章,对明朝礼制建设有较大贡献。其文学造诣亦极高,与冯琦并称于世。
  于慎行少年时代天资极高,学习勤奋,17岁便考中举人。乡试放榜次日,按例举行乡饮之礼,欢宴考官和中式举人,谓之鹿鸣宴。主考官非常器重于慎行这位青年才子,提出在鹿鸣宴上为他举行冠礼(即成人之礼),于慎行以未奉父命而婉辞,一时传为美谈。
  明隆庆二年(1568年),于慎行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万历初年,升为修撰,充当皇帝的日讲官。日讲原都是翰林院年高资深的学者充当,像于慎行20多岁年纪便成为皇帝老师的极为罕见。
  于慎行为人忠厚平恕、襟怀坦白。不管对皇上、对首辅还是对同僚皆心胸坦荡、真诚相待。有一次,于慎行等人讲课完毕,神宗让人拿出许多历代字画,叫他们赋诗题字。于慎行字写的不好,只好自己作诗,请人代题,并当众承认自己写不好字。神宗很赞赏,当即写了“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赐他,词林传为盛事。万历初年,居正当国,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解决了明朝中期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明朝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居正个人作风独断专行,钳制下僚、压制百官,引起朝中文武官员普遍不满。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专恣不法,被下狱谪戍。同僚皆畏张居正之势,不敢再见刘台。于慎行不管这些,亲自登门看望刘台。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父亲病故,他不想尊制守丧,授意门生提出“夺情”。神宗予以批准,举朝大哗。于慎行与其他大臣一起疏谏,以纲常大义、父子伦理劝神宗收回成命,张居正很不高兴。一次,他见到于慎行时说:“可远,你是我最赏识的学生之一,我平时待你不薄,没想到你也这样对我!”于慎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正是因为你对我不错,我才不得不这样啊!”于慎行担心张居正失去朝野上下的拥护,但张居正没有听懂他的话。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去,反对他的势力执掌了朝政,左右了神宗。神宗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于慎行在这种情况下,不避嫌怨,写信给主持此事的丘橓,请他照顾张居正80多岁的0和不成年的幼子。丘橓给张家保留了住宅和足够的土地。于慎行的高风亮节、古道热肠受到朝中一片赞誉。万历十七年(1589年)七月,他升任礼部尚书。
  此时,神宗的长子已经9岁,是王妃所出。神宗不喜欢王妃和她这个儿子,他想立郑妃所生的皇次子为东宫。但是,王妃名分在郑妃之前,神宗不好把这一想法明说,故而迟迟不立太子。满朝文武见皇长子日渐长大,不能正位进学,非常着急。自万历十七年起,不断有人提出立储问题,请神宗早建东宫。于慎行身为礼部尚书,对此事义不容辞。他连疏极谏,神宗非常生气,再三降下严旨,责备于慎行“以东宫要挟皇上。”于慎行说:“册立之事,是臣部职掌,我如果不说,是为失职。请皇上速决大计,我宁可弃官归里。”神宗很不高兴,大骂于慎行“疑上”、“淆乱国本”,把礼部大小官员都停了俸禄。正在这时,发生了山东乡试-事件。于慎行引咎辞职。万历十九年(1591年)九月获神宗批准,归隐故乡。他家居10余年,朝野上下多次荐他出山,神宗皆不允。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东宫已立、国本确定,廷推内阁大臣,于慎行名列7人之首。神宗命他以原官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这时候,于慎行已经重病缠身,勉强到京进谒。不数日,卒于京华官邸,年63岁。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于慎行一生以他笃实、忠厚、正直的品德受到朝野上下的尊重。他“学有原委,淹贯百家,博而核,核而精”(《明史》本传,下引同)。他明习典制,朝中礼制多是他亲手修定。神宗一朝公认他与临朐冯琦为“文学之冠”。被誉为“人品事业,宇内第一”。在家闲居16年,他探讨当世得失之故,旁搜博采,属词比事,写成《史摘漫录》、《谷城山馆文集》42卷,《谷城山馆诗集》20卷,《读史漫录》14卷,《谷山笔尘》18卷。尤其是他的《谷山笔尘》记述了明朝万历以前的典章、人物、兵刑、财赋、礼乐、释道、边塞诸事,考溯精当,纤悉具备。为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不可多得的史料,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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