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 首页 > 山东省 > 临沂市 > 郯城县人物

王僧孺


[南北朝][公元465年-522年]

王僧孺(465—522年),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县)人。南朝梁文学家、书法家,兼善谱牒之学。

王僧孺祖上,为南徙的王姓望族,从魏至晋历世显奕。可是到了王僧孺的父亲王延年,家道中落,生活清苦。为了维持生计,王僧孺的母亲不得不“鬻纱以自业”,王僧孺也不得不“佣书以养母”(《南史》本传)。王延年在世的时候,王僧孺五岁就开始读书,6岁就能写文章。王延年的逝去,王僧孺虽然失去了场屋之学和严师训练的条件,但他却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他排除窘迫生活的侵扰,边抄书边诵习,从而不仅使他博览了三坟五典、五经六艺,还旁涉多种杂家著作,为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奠定了基础。之后的整理《百家谱》,撰成的《十八州谱》、《东南谱》均有赖于此。

虽然王僧孺为当时的饱学之士,然而于宦途多不顺遂。在齐,是曾参与了萧子良主持编撰的《四部要略》,但“俱为学士”而已;萧长懋慕其名,曾召为“官僚”,而萧长懋的死又堵塞了上升的门户;终于齐,出为晋安郡丞,“仍除候门令”(《南史》本传)。人生的不尽得意,发言为诗,铸成了“万行朝泪泻,千里夜织愁”(《夜愁示诸宾》)的名句;泼洒为乐府,积成“不许跨天山,何由报皇德”(《白马篇》)的哀怨。任昉的慧识,曾造成处于泥途挣扎的王僧孺的转机,除尚书议曹郎,迁治书侍御史,后来出为钱塘令。但齐不久崩溃,一时的葳蕤顿时凋谢。

梁建,王僧孺被召为临川王后军记室参军,“待诏文德省,寻迁南海郡”。王僧孺受宠若惊,并期冀于南海有所作为。南海为梁的对外门户,过去的郡守只不过是坐地官商,从转手中谋取私利,中饱宦囊。王僧孺有睹于此,不胜感慨地说:“昔人为蜀郭长史,终身无蜀物。吾欲遗子孙者,不在越装。”并着手扭转吏风,颁布了《南海郡求士教》,以寻求贤材的佐助。因此王僧孺在南海视事才“朞月”,就取得了人民的爱戴。当他被征调回京的时候,“郡民道俗六百人诣阙请留”。回京,“拜中书侍郎,领著作,复直文德省,撰《中表记》及《起居注》,再迁为少卿,出监吴郡”,后回京“参大选,请谒不行”(《梁书》本传)。当时梁的吏治腐败,以至“天下宰少”“罕有廉白者”(《梁书·贺琛传》)。于此境下,似王僧孺可谓凤毛麟角。

天监七年(508年),任昉于新安任所死去,这时的复古势力猛烈地朝任昉扑去。任昉与王僧孺为忘年之交,也是当时文学战线上新声的中坚力量;王僧孺为实行自己的文学主张,还写作了“不独新声善变,更多达言深意”(张溥:王右丞集题辞》)的《为韦雍州表》。不论是从私谊,还是从志趣所好,王僧孺都不能保持沉默,于是迅即写成《太常敬子任府君传》,以传述任昉平生回答那些毁诋者的攻击。王僧孺认为:前一代有影响的作家有所短,重要的是在变新中以扬长避短。任昉的“亹亹之功”就在于:他以苦志于学的精神,使其具有了渊博的才华,改变新的文学创作“若闻金石,似注河海”,其中“笔记尤为典实”。从而肯定了任昉的文学地位及在文学变革中的作用,给袭古派以沉重打击。

在任昉逝去的后一年,王僧孺出为南康萧绩的长史,“行府、州、国事”;天监十年,王僧孺又随萧绩转徙至南徐州。就在这一年,王僧孺却遭受到沉重打击,并且“逮诣南司”(《梁书》本传),王僧孺还不得不诚惶诚恐地的写作《逮诣南司辞府笺》,请求萧绩“借其从容之辞,假以宽和之色”予以斡旋。关于这次事件,《南史》与《梁书》记载不同。《南史》说养妾,《梁书》则认为是弹劾者汤道愍报复;后人则一般认为纯系诬陷。这时王僧孺已行年50,又患有“癫眩屡动,消温频增”之病,处在“委仕任期,故不复呼医饮病”的境地。然而他仍然在挣扎着,写成致友人《与何炯书》以自明心迹,并喷射出对破孩他的-势力的愤怒火焰。该书如泣如诉,有着裂人肺腑的感染力,系全梁文中少见的佳什。另外,王僧孺还在“忧患之余”,写成多篇“文辞危恻”(张溥:《王左丞集题辞》)的诗文如《送殷何两记室》、《答江琰书》等,不只繁富了他自己的创作,还与时尚的绮靡文风分庭抗礼。

王僧孺在被搁置很久之后,起用为安西成王参军,累迁镇右始兴王中记室,北中郎南康王咨议参军,最后入直西省,依据《晋籍》改定《百家谱》,于普通三年病死,时年58岁。

一般认为,王僧孺为谱学的拓荒者,但他“文用新事,人多未见。今集中诸篇,抒转云霞,激越钟管,新声代变,于此称极“(张溥:《王左丞集题辞》),在促使声律学及其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应用,起到了扬波助澜的作用。王僧孺亦擅长书法,《南史》本传说他“善楷、隶”,《书小史》同时认为他善楷、隶。王僧孺实是一位多才多艺、操洁志高的古代文人。王僧孺诗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30卷,已佚。明人辑有《王左丞集》。另撰《两台弹事》、《乐宫新记》、《十八州谱》、《百家谱集》等700余卷,皆佚。



  同年(公元465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522年)去世的名人:

下一名人:王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