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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


[][公元前201年-前168年]
  
贾谊
  贾谊(前200年~前168年),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是当时的第一大才子。
  贾谊自幼刻苦学习,博览群书,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而闻名,得到河南郡地方长官吴公的赏识,吴公举荐贾谊给汉文帝,文帝非常喜爱贾谊,任之为博士,掌管文献典籍。此时,贾谊年仅20余岁。他在诸博士中最为年轻,但以见识广博赢得大家的尊敬,也受到文帝的重视,不到一年即被擢升为太中大夫。贾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和制度的主张和建议,朝廷许多法令、规章的制定,都由他主持进行。文帝二年(前178年),贾谊推出其著名的政论《论积贮疏》,指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背本趋末”(即轻农重商)的现象对国家是不利的,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唯有重视农业,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才能预防灾荒,百姓安定,国家长治久安,汉王朝的统治才能巩固。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这对汉初经济的恢复、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贾谊认为,汉朝建立已经20多年了,政局大体稳定,为巩固王朝的统治,应该制订新的典章制度,兴礼乐、改正朔、易服色、变官名等等。
  贾谊的才华和文帝对他的信任,引起了一部分权贵的不满,他们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肆意诋毁贾谊。攻击他的人中不仅包括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而且还有开国元老绛侯周勃、颍阳侯灌婴等人,更有专以谗毁他人为能事的奸佞小人邓通等人。由于群臣的攻击、毁谤,汉文帝先是疏远贾谊,而后又将他从王朝中央贬谪到长沙长沙王太傅。在长沙任职的三年中,贾谊在政治上完全处于被闲置的状态,致使他心情一直抑郁不欢。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思念远在长沙的贾谊,于是召他进京,亲自召见,两人长谈至深夜,文帝十分感慨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但这次长谈,据《史记》所载“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并没有涉及贾谊所关心的有关社稷民生的大计。即便如此,文帝对贾谊还是有了看法上的改变,因为不久文帝改拜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少子,雅好《诗》《书》,深受文帝宠爱,其封地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其地距京城远比长沙距京城近得多,从贬谪意义上讲,也算是大大减轻了,也许下一步就可以回到京城。这让贾谊受到创伤的心暂时得以安慰。因此,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对政事的热情又重新燃起,他多次向朝廷上疏,发表自己的政见,最后写成《治安策》(又称《陈政事疏》)。文中,贾谊论述了对太子“选左右、早谕教”是关系“存亡之度、治乱之机”的要计。
  正当贾谊满怀热情准备重返政治舞台时,更沉重的打击也正朝他走来。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六月,梁怀王刘揖在朝见皇帝的途中不慎坠马身亡。贾谊认为自己作为梁怀王的太傅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感到深深自责,终日哭啼。一年以后,由于忧伤过度,年仅33岁的贾谊在无限伤感中死去。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其一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文58篇、赋7篇,西汉末年刘向辑为10卷,名《新书》。首篇《过秦论》,通过鲜明对比,强调秦始皇“不施仁义”、秦二世“重以无道”而酿成的恶果,有针砭现实的深刻寓意。《吊屈原赋》,是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赴任途经湘水,想起当年屈原为振兴楚国,忠而被谪,终含冤自沉汨罗,如今自己的遭遇与当年屈原是何等相似,不免感慨而作。《鵩鸟赋》是贾谊在长沙任上时所作,他假托与鵩鸟的问答,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情绪,并以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自我排遣。
  贾谊的思想基本是以儒家为主,间采法家、黄老等思想成分。他的政治主张集中表现在他的政论文中,其政论文具有很高的批判性和艺术性。刘勰《文心雕龙》称贾谊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刘向评其所著“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鲁迅先生盛赞贾谊所著是“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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