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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


[公元1907年-1952年,著名作家]
  周文(1907—1952),原名何稻玉,笔名:何谷天、谷天、周文等。四川荥经人。幼年贫苦,16岁便在西康军阀部队当文书。1932年参加革命,在安徽安庆任左翼文化总同盟安徽分会组织部长。办《安庆晚报》副刊,开始发表文章。后到上海加入“左联”,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左联”党团成员,并从事创作。曾将苏联著名小说《毁灭》、《铁流》改编成通俗本,得到鲁迅的赞许。
  人物经历
  寻求光明
  1907年6月17日,川西古镇荥经,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起名何开荥。家道还算殷实人家。四岁,周文上私塾,一读就是十年。十五岁,考入新学堂雅州联立中学。十六岁,在母亲包办下完婚。十八岁,到表姐夫贺次璜任旅长的川边军供职,做候差,文书,印鉴官,禁烟委员……二十岁,做了康定化林坪分县的代县长。后来考取国民二十四军刘成勋办的川康边政训练所,这期间,他读了许多对他来说无异于开-的书刊:政治学、经济学、帝国主义、-,郭沫若、张资平、陈独秀鲁迅……他被启蒙了,苦闷彷徨之中,他看到了黑暗与愚昧,不公与野蛮,他渴望光明,渴望自由。
  1930年3月,他出川到上海、南京。当年在川康边政训练所的老师刘伯量,此时已任南京政府农矿部林政司司长。知道周文的境况,把他介绍给一位即将去浙江兰溪任公安局长的同乡,安排他做了一位科长。去兰溪赴职后,周文并无自得之感,看不惯那种官府豪绅或明或暗的枉法勾当,到任几个月后即慨然辞职而去。周文又回到南京,他不愿再依赖刘伯量,自己考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抄写员,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抄写国民党党员的调查表和测验表。干了一个月,他开始吐血,查出了肺病,那是致他父亲于死地的一种恶病。刘伯量借了一笔钱给他,让他去西湖疗养。而后,刘伯量再次介绍他去江西修水,担任修水县水利委员会科员,月薪四十元。不到一个月,周文再次请辞。刘伯量再一次介绍他到安徽省教育厅任事务员,又过上了月薪五十元的小康生活。
  左联生活
  在安徽省教育厅,周文与以群成为形影不离的密友,从他那里,周文读到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国家与革命》,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还有苏联版的《党员初级读物》,也读他以笔名华蒂发表的许多作品。
  周文在以群的鼓励下,开始在他主编的《皖江晚报》副刊《雀鸣》上发表作品。
  周文完成了革命启蒙后,以群告诉他,自己是左联的。左联是革命文艺组织,鲁迅也在里面。他们成立了"安徽文艺研究会",算作左联的一个部分。
  1933年2月,周文由左联组织部长以群和宣传部长丁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被选为左联执委、组织部长,并进入党组,党组的另两位成员是林伯修和周扬。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和职业作家的双重生活。
  1933年里,除了改写了《毁灭》、《铁流》、《没钱的犹太人》这三部长篇名著之外,周文还创作了《恨》、《薛仁贵征东》、《一个英雄》、《母亲》等大量小说、诗歌、散文、评论。这一年,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短篇小说《雪地》,发在茅盾主编的《文学》杂志9月号上。这是一篇以他在西康的军旅生活为素材的作品,述说了那些军阀部队的士兵们不堪忍受军官欺压奋起反抗的故事。小说写完后,周文将它寄给鲁迅先生,很快就收到先生肯定这篇小说的复信,说已将它转给茅盾。与
  《雪地》同期,还发表了茅盾用"惕若"的笔名写的评论文章《雪地的尾巴》。1934年,鲁迅、茅盾将《雪地》推荐给美国作家伊罗生,收入他主编的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同时又把周文、刘丹主编的《文艺》月刊杂志推荐给伊罗生。由此开始,周文进入了中国30年代文学史。
  那些年中,周文除了文学写作,依然做着一些重要的不能为人所知的事情。比如秘密营救丁玲出狱并安排护送到延安,受鲁迅先生委托购买火腿、香烟、围巾,带到西安,转送延安的中共中央,又从西安夹带密件、经费回上海,在鲁迅先生和冯雪峰、胡风之间做交通员,联络斯诺去延安采访,采买延安方面需要的一些急需用品,掩护长征中受伤的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去苏联治病--在上海,敌人的眼皮子下面,让王稼祥在一栋小楼里隐藏了三个月,一边疗伤,一边等待赴苏的机会,周文则在掩护陪伴王稼祥的那一段时间里,完成了长篇小说《烟苗季》,同时还成了一位疗伤换药的外科护士。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周文在第一时间里从冯雪峰那里得到消息,立即参与先生的一应后事,治丧,守灵,下葬,是为鲁迅抬棺的十六位青年之一。当许广平母子处境危险的时候,又安排他们与郑育之父母一家同住数年,尽力保护她的安全。其后鲁迅的每一个忌日,在上海,在成都,在延安,周文都是纪念活动的主要发起者或组织者,写了许多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
  1937年抗战爆发。同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周文放下了小说创作,写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杂文、评论、诗歌。此时,因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共产国际授意下,左联已经解散一年多了,上海的危势,也不可能再开展更大的文化活动。周文主动要求到四川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
  成都文艺界得知周文回来,为他举行茶话会、欢迎会。他们希望周文帮助他们,领导他们。周文为文艺工作者协会的朋友写稿、看稿、编刊物,和他们个别接近,去认识他们。周文还结识了川大的一些老作家、老教授,如朱光潜、罗念生、谢文炳、陈翔鹤等。周文将二十余位知名作家、教授等上层知识文化界人士,组成成都文艺界联谊会,推动他们出版文艺刊物,又将七八十位文艺界青年组织为成都文艺工作团,周文参加了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艺术委员会负责文艺组,又结识了成都的许多救亡活动分子,很快在成都打开了工作局面。胡风等人在汉口筹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周文与他常有联系,借冯玉祥老舍来蓉之机,成立了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一时间,这座悠闲的古城热闹起来,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近百个文艺刊物。
  直到此时,周文依然是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经刘伯量介绍,他到设计委员会文化委员会任助理员。后又到成都市政府任科员,有了每月八十元的薪金。成都市市长杨全宇是刘伯量的同学,对周文很好,使周文有更多机会来做他的工作。后来,在南京曾与周文一起创办过文艺刊物的刘盛亚从德国回来,终于通过父亲筹到款项,与周文一起创办了《文艺后防》。
  延安经历
  1939年,设于抗战前线二战区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聘任周文去做教授。1939年12月10日,周文带了妻女和一百多名在川招收的民大新生,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五十多天、三千多里的长途跋涉。
  1940年年初,周文第二次出川了--出剑阁,翻秦岭,下咸阳,走到西安附近,传来民大生变、阎锡山和共产党闹摩擦的消息。1940年2月2日,周文和他的队伍到达延安。
  周文到延安的第三天,在延河边遇见毛泽东。这位日理万机的领袖似乎对周文并不陌生,当即就约了周文去他那儿谈话。毛与周文的谈话连续进行了数日,内容涉及:关于周文30年代的工作情况,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关于白话文、文言文、大众语的论争,关于第三种人,关于鲁迅先生的逝世及鲁迅先生对他的培养等。然后伟大领袖给他安排了工作--办一个大众读物社,以提高边区军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本想到延安后安安心心坐下来写作的周文,几乎没有任何犹疑地遵从了毛泽东的安排,迅即到边区党委报到,研究社址、经费,物色人员,通过中组部调进胡绩伟任《边区群众报》主编,张思俊、白彦博任通讯科正副科长,林今朋、庄启栋任丛书木刻科科长,赵守一任科科长,还调入了胡采、方之中、高茜规、朱明、杨蜚生等各类工作人员。很快,连报社的办公窑洞也打好了--是丁玲主持设计的。
  周文从踏上延安这块土地的第一天起,便进入了他人生中的急速运转时期,开始了他长达十二年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及意识形态宣传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周文到延安的第一个职务是大众读物社社长,兼任《大众文艺》主编,同时还任职于中华全国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新文字协会、延安反侵略分会一些社团组织。此后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陕甘宁边区秘书长,晋绥分局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晋绥抗战日报社和晋绥大众报社社长,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兼中直常委纪检会委员……许多时候身兼数职。那是他一生中工作最繁重的时期。
  1946年,周文奉调到重庆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兼主笔。那一段时间,共产党一南一北两大报纸(另一个是延安的《解放日报》)留下了中共新闻史和思想史上最绚丽的身影。
  1946年9月,周文奉召返回晋绥。
  建国之后
  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将在北京召开。周文接到晋绥分局党委书记李井泉通知,让他带队前往参加。1949年6月,柯仲平、周文率西北团进京。
  周文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联络处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作了晋绥文艺工作的报告,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任组织部负责人。
  会后,周文回到晋绥,收到中央通知,让他准备参加接管四川西康。正在他等待出发命令的时刻,接到周恩来一纸电文,调周文到中央政府国务院写作组工作。他去见周总理,希望去学习一个时期马列主义理论再工作,周恩来同意了,安排他到马列学院担任秘书长,并告诉周文,马列学院已有个副秘书长,担任行政事务工作,他可以抽出时间边工作边学习。
  突然离世
  1951年年末,毛泽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年初,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刘华峰代表中直机关党委到学院,直接指定周文负责学院"三反"、"五反"运动,并根据群众举报,点名将副秘书长刘元士作为"老虎"重点。刘元士是一个1926年入党的老革命,在高层有着丰厚的人脉资源。
  马列学院"打虎队"成立之后,经过一系列内查外调,初步查明,刘元士及另外两人--沈瑛(该院生产办事处副主任)、于维琛(该院修建科采买员)三人的经济问题,金额达二点三三亿元(旧币,一万元相当于人民币一元,下同)。
  此外,刘还有买木板-了一千多万元,帮杨献珍同志做皮袄-了五万元等其他零星的-问题。报告上交之后,"打虎队"又查出刘截取银行利息款、买卖股票等多项问题。这些数据得到多方确认后,范若愚组负责写成刘元士材料。沈瑛、于维琛两人的材料也由专门小组写成。最后,组织决定将这些材料交由周文汇总,并且经过"打虎队"、学院和中直机关党委会等多层宣读,征求意见。这份以周文个人署名的《打刘元士"大老虎"的经验》材料,通过中央直属机关党委送交中共最高领导。毛泽东很快批示:"此经验很好,转发全党参考。"
  "三反"运动开展数月之后,中央决定3月底开始甄别工作。
  马列学院因"三反"开展较晚,于是出现了周文报告递上不久,就进入运动后期。"老虎"的问题放下了,上面利用下面上报部分数据不够准确,开始追究"打虎人"。
  "三反"甄别开始之后,"杨献珍便向刘少奇安子文汇报了他个人的看法:他不相信刘元士是'老虎'。安子文等来重新审查,结果证明刘元士没有-行为,遂取消了扣给刘元士的'大老虎'的帽子。"
  这样,1952年5月以后,虽然马列学院开展的仍然叫"三反运动",但内容已经转变为对周文的清算。
  其后近两个月,周文陷入无休止的批判、检讨,再批判、再检讨却无法过关、无法解脱的屈辱与苦难之中。他甚至需要拿了检讨书,到一个一个学员班去念去征求意见……
  在最后的时刻,他去找副院长陈伯达申诉。陈伯达的冷漠与偏向,给了周文最后一击。
  6月29日晚,安子文在中组部亲自主持会议,马列学院党委会全体同志和各班班主任参加,对周文进行批判。会议从晚上7点开到次日凌晨5点,周文的检讨仍然没有获准通过。6月30日午后,也就是经历了通宵批判之后,周文从城里回到西郊的马列学院。
  1952年7月1日,周文猝然离世。被定为自杀,党内除名。
  1975年,周文恢复了名誉。毛泽东批示:"此件印发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时送李井泉郑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请中央组织部予以复查,妥善解决。毛泽东。十月三十日。"1976年年初,周文的遗骨被取出,火化后安放于八宝山。他的骨灰盒上,盖上了党旗。
  主要作品
  《雪地》,《在白森镇》、《烟苗季》、《救亡者》、《恨》、《薛仁贵征东》、《一个英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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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人物:
周文 (?~前208) 秦末农民起义军将领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 []

同年(公元1907年)出生的名人:
彭之玉 (19071932) 红军著名将领 湖北省荆州江陵

同年(公元1952年)去世的名人:

下一名人:曹光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