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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铭武


[公元1889年-1932年,著名抗日英烈]
  
孙铭武
  孙铭武(1889—1932),1889年9月生(清光绪十五年),原名孙明武,字述周,汉族,兄孙铭久,弟孙铭宸别名孙耀祖都是抗日英烈,谥为抗日“孙氏三杰”。孙铭武与黄显声是“磕头弟兄”(拜过把子)。参加两次直奉战争和征蒙定边作战。
  求学期间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孙铭武考入兴京(今新宾)县警官教练所,毕业后任兴京北四区区官兼地方保甲团团总。
  1916年于千金寨参加声讨袁世凯运动。协助张榕组织辽东护国军。洪宪帝制取消后任清原罕羊区区官,兴京东昌区区官。
  1919年(民国八年)该军改编为东北陆军(奉军)十六师,任工兵第三连连长,后晋升第三营营长。
  1921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学员。
  参加直奉战争
  1922年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4年(民国十三年)任吉长镇守使第八旅运输队中校大队长,不久充任昌黎县警察局长,直隶(今河北)临、抚、昌、卢、迁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兼地方保甲团团总。时年35岁。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
  弃甲归田
  1925年(民国十四年)因为对军阀势力造成的割据和民不聊生的现实的不满,已经是军方要员的孙铭武辞去了军职,在沈阳开了一家名为“福兴”的旅馆,旅馆只有20几张床位,这个曾经百战沙场的军人就此隐居下来,借以维生。同年参于郭松龄反奉。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当时孙铭武和原籍新宾湾甸子村的留日学生张显铭都在沈阳。他们目睹了日冠,烧杀抢掠的野蛮暴行,深感-之惨,相约分别回籍,联络同乡旧僚,雪国耻救危亡。
  1931年9月19日(即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孙铭武就找到了拜把兄弟黄显声将军,要求抵抗日本军队。黄显声悲愤地说:“我是军人,军人要服从命令,但我黄显声是要抗日的,你们可以组织民众,成立义勇军抗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杀贼,民族兴亡在此一举。”孙铭武与其弟孙铭久、孙铭宸(别名耀祖)商量后,决计组织武装抗日。孙氏三兄弟将150亩水田和15间房子典押出去,以所得资金购买了100支枪械、1万余发子弹。与此同时,孙铭武还动员村民亲友举旗抗日,全村老幼无不赞颂。
  张显铭回到原籍后,因他曾在国外留学,社会联系较广,与当地警甲多有往来。他首先向朋友张东郊、当地公安分队长盖光安等人讲述了九一八事变的情景,并力陈救国大计。张、盖等人深表愿效前驱,遂写信给兴京第九大队二十八步兵中队长李栋材。几经联络,李栋材同意“约期哗变”。
  创作义勇军抗日军歌
  1931年10月,孙铭武、张显铭、等在起义前夕,在孙家大院创作了一首义勇军抗日军歌《血盟救国军军歌》。这被普遍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义勇军军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母本”.
  大苏河血盟誓师
  1931年10月10日,李栋材佯装“剿匪”率部向议定的举义地点大苏河集中。
  1931年10月19日,孙铭武、张显铭、孙耀祖、李栋材等400多人齐聚清原兴京大苏河城隍庙,高唱孙铭武等人创作的《血盟救国军军歌》,与奉天省警务处长黄显声联系,提出武装抗日主张。同山城镇的好友留日学生张天行组织抗日武装,策动辽宁公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李栋材部哗变。他们在大苏河城隍庙内,摆下香案,由张显铭诵抗日誓文,并把一支手枪置于香案,孙铭武、李栋材、张显铭齐说:“倘有二心,弹穿我胸。”遂后,孙铭武登台向全体官兵讲述目睹“九一八”经过,指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杀贼,民族兴亡在此一举”。遂以刀破食指,于庭柱上写“血盟救国军”五字。旁观民众和在场官兵,群情激愤,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东北去的口号声惊天动地。在兴京大苏河宣布起义成立“血盟救国军”。被推举为总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孙铭宸在各地购置枪弹等军用物资。血书抗日救国於旗杆上。
  大苏河血盟誓师后,孙铭武、孙铭宸和张显铭等人,先后分别到兴京、柳河、通化和桓仁等地,秘密联络各界人士共同抗日,兴京县公安大队长也暗中给予支持,使辽东血盟救国军队伍迅速壮大,直接威胁着辽东地区的日伪政权。
  汉奸-贼、东边镇守使、省防一旅司令于芷山(后被日冠委为“满州国”上将警备司令),得知孙铭武组织武装于大苏河举旗抗日后,深感震惊,派汉奸陈云久,以同乡关系找到孙铭武,表示只要“放下武器不抗日”,愿给县长、旅长之职为交换条件。孙铭武严辞拒绝,并骂他们“不如禽兽”,把陈赶走。于芷山见诱降失败又遭痛骂,恼羞成怒。通令驻清原、通化、金川、柳河、新宾等五县的伪军联合围击救国军。孙铭武率队沉着应战,多次击退伪军,血盟救国军获胜,军威大振。
  1932年1月初,辽东血盟救国军迅速发展到千余人,全军集中到柳河县打牛沟进行整编。期间,孙铭宸四处奔走,为进一步武装血盟救国军筹款购枪。他回到原籍中寨子村召集村民代表商量,把村头石灰矿变卖后的资金用于购买0。村民一致同意买0援救国军武装抗日。先后从新宾、桓仁等地购买了0和子弹,以牛车送到打牛沟救国军驻地,进一步武装了队伍。不久于芷山又又派其心腹、参谋处长吕衡督率公安大队和伪军一个营,外有炮中队、骑兵队等,包围了救国军驻地。炮火激烈,弹飞如雨。救国军在孙铭武指挥下,顽强抵抗,鏖战终日,再次击退了伪军。是役,“击毙伪公安分队长以下五名,伤四十余名”。救国军牺牲20余名,伤16人。在激战中,孙铭久胯骨被打断,无法再跟随队伍转战,被隐蔽到群众家中养伤。(1932年5月,孙铭久伤病恶化不治牺牲。)救国军从打牛沟转移红石镇,准备以此为根据地,准备长期抵抗。这时,救国军重新整编了队伍,公推孙铭武为总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重申了军纪,一时秩序井然,士气大振。由于以孙铭武为首的血盟救国军提出了明确的抗日宗旨,不动民间一草一木,深受群众拥戴,致使于芷山多次派出的伪军不但不真正攻打,反而同情血盟救国军。因此,救国军越战越强,成为辽东地区最早崛起的一支抗日劲旅。
  辽东血盟救国军击退五县伪军联合“围剿”和打牛沟反击战胜利后,使于芷山威到武力“围剿”已无法使孙铭武屈服。于是,于芷山便施展卑鄙手段,瓦解这支日渐壮大的抗日队伍。
  1932年1月15日,于芷山授意其次子、卫队团二营营长于宗谦前往血盟救国军驻地与孙铭武“谈判”。于宗谦面见孙铭武后,转达了于芷山的“合作诚意”。于宗谦代表其父说:“诸君均系有为之士,作无谓之牺牲,敝司令甚为惋惜,不如与我合作,待有机可乘,再行起事亦不为晚”。孙铭武和张显铭严辞以对,并向于宗谦提出,双方互不相扰,划分地域,保存抗日力量。于宗谦表示要请命于芷山。几天后,于芷山又复派于宗谦持信到救国军驻地,面邀孙铭武、张显铭等救国军指挥人员亲往三源浦“谈判”。信中还附有于芷山属下几十名军官,其中多为孙铭武相识故友联合签署的担保谈判人员人身安全的“保证书”。孙铭武等救国军领导人深知于芷山父子阴险毒辣,但想到于芷山投降日军之前,亦有过观望动摇,想借谈判之机,再次争取于芷山,以扩大抗日力量。总参议张显铭和总指挥李栋材惟恐上当受骗,坚持不肯前往。总司令孙铭武执意要去,认为“以大无畏的精神,至诚的态度,决可感化于芷山,若畏首畏尾,何以作大丈夫”。遂决定派人前往吉林省柳河县三源浦与于芷山谈判。
  殉国
  1932年1月19日,辽东血盟救国军总司令孙铭武、总参议张显铭等20名救国军军官及护兵百人来到三源浦。于芷山没有出面会见,却让人先摆宴席款待救国军谈判代表。宴毕借口天晚,强留住宿。孙铭武觉察到这是于芷山设下的“鸿门宴”,已知难逃虎口,当即写下遗书嘱其二子:“……父生年四十有四,时值国家变乱,余本国家军人,必须与国同难,故奋然抗日,号召民众救国,但不幸中途惨遭挫折。父今为国而死,吾子必继父志,为国努力……。父虽死九泉已暝目矣。再关于父之体骨,倘能回籍,暂不入土,必俟国土收复,民众免遭灾难,……再为安葬,是余所嘱”。写罢他拜托旧部刘锡九转给自己家。刘锡九悲感交集,涕泪而退。当晚夜半时分,于芷山以重兵包围救国军谈判人员驻地后,持枪入室,将孙铭武等20人缴械绑缚。孙铭武大骂于芷山是“-贼”,“背信弃义的民族败类”。几十个伪军把孙铭武等20名谈判代表拖走。是夜,寒风凛冽,大雪封门,于芷山害怕-外露,连夜把孙铭武第20名救国军军官枪杀在三源浦西门外。终年43岁。张显铭被害时身中两弹,昏死过去,被群众救出,养伤数月后,化装前往北平。
  弟继兄志上阵杀敌
  1932年1月19日孙铭武为国捐躯后,胞弟孙铭宸继兄遗志,把救国军余部,编为李春润率领的第三军团第六旅,并率全旅官兵血战清原,屡挫敌锋,屡建战功。
  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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