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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朴


[公元1928年-2015年,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史家、哲学史家]
  庞朴(1928-2015),字若木,原名声禄。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史家、哲学史家、方以智研究专家。1928年10月出生于江苏淮阴县。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曾任山东大学讲师、《历史研究》主编等职,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理事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致力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出土简帛方面的研究。
  进入21世纪后,庞老基本居住在济南,任教于山东大学,并于2010年被山东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专业领域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曾提出在中国远古存在过以大火星纪时的“火历”说。对阴阳、五行思想多有独创性的解释,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重视。
  荣誉
  2010年9月27日上午,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隆重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儒学专家学者汇聚东方圣城曲阜,探究儒学价值,开展对话和交流。在本届大会上,庞朴先生获得第二届“孔子文化奖”。
  代表作品
  为学善于小中见大,爱用“汉学”方法钩稽“宋学”课题,写出别具风格的文章。其《说“无”》、《相马之相》、《解牛之解》,便是常为人们称道的代表。
  人物经历
  1982年,先生率先发出“应该注意文化史”研究的时代性呼声。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曾就文化学、文化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诸问题,数十次地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推动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进入90年代后,先生主要从文化现象入手,致力于中国辩证思想的研究,以解读中华文化密码。比如说,他从黄帝的传说开始,用黄帝的故事说混沌,用“伯乐相马”来谈认识论,从“庖丁解牛”谈实践论,通过一批出土文物(纺锤)来谈“玄”,运用几个上古文字来说“无”,如此等等,最后当然都要归结到中国辩证思维。先生认为,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圆融”,在《易经》中叫做“圆而神”。儒家称之为中庸之道,中和之德;道家谓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西方所谓的否定之否定,差可比拟。通俗一点说,不妨叫“中华智慧”。说得简单点,可以叫做“一分为三”,三分法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色,是中国思维方法的精髓。
  1995年春天,庞朴先生访问海德堡大学黑格尔当年讲堂,不由得想起黑格尔先生的放言高论,说中国硬是没有某种“三位一体的高卓的意识”。其实,就在他发表那场著名的哲学史讲演前164年,中国庐山脚下,一位比他大160岁的避世僧人,正在撰写一部叫做《东西均》的著作。书中所著重阐发的,正好就是后来黑格尔所常讲述的三位一体的辩证法;其思想的深度,完全可以和黑格尔比翼齐飞,毫无逊色;而且由于早出160多年,直可看成是黑格尔思想的先行。于是,先生发了一个宏愿,也可以说准备冒一次大险,决定着手注释方以智这一论著,以飨世人。现已完竣多日,正由中华书局印刷中。
  担任中国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会长,管理学教授。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研究生院客座教授。英国伯明翰大学荣誉研究员,英国管理教师协会名誉会员。先生勤奋刻苦,老而益壮,于古稀之年后作生命倒计时的安排,争取在十年内完成四件大事:一是构建一套完整的“一分为三”理论,二是以史例说明中国人的忧乐圆融精神,三是写一本通俗易懂的介绍“火历”的小册子,四是在出土简帛方面再做点工作。其学术成就亦主要有此四端:
  观念
  对“一分为三”的发现和研究
  先生倡导“一分为三”,偏好方-的研究。早在1952-1954年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时,便潜心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探索。1956年曾发表《否定的否定是辩证法的一个规律》一文。后来问津中国哲学的历史,与名家打了几年交道,其成果汇编为《公孙龙子研究》和《白马非马--中国名辩思潮》两书。-期间,先生深感中庸至德之可亲可贵,并亲历了“民鲜能久矣”的可叹可悲,于是有了认真看待“中庸之道”的酝酿,在1981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震惊学界的《“中庸”平议》一文。翌年,又写成《儒家辩证-纲》。1984年,《儒家辩证法研究》于中华书局出版问世。书中从辩证思想角度对仁义的解说,对儒家“一分为三”方法的揭示和分析,都以其敏锐而平实的学风,博得海内外学者赞誉。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先生指认“一分为三”为中国文化密码,并运用这个密码来解读中国文化成果,作了诸多的有益尝试和深入探讨,其代表作如《解牛之解》、《相马之相》、《道器之间》和《对立与三分》等。古稀之后,先生开始对一分为三给出理论上的说明,于是有了《三分-纲》、《中庸与三分》、《三极:中国人的智慧》、《三分法:解读中国文化的密码》、《关于中国古代三分法的研讨--四圣二谛与三分》等尝试。2001年9月,开始撰写《一分为三论》,2002年8月完成,2003年3月出版,给“一分为三”研究划上了0的句号。
  对“文化热”的鼓吹和投入
  早在1964年,先生就提出过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创新三原则。1980年和1982年,又在《人民日报》上重申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并鼓吹开展文化史研究。在此后兴起的“文化热”中,先生更多次发表有关文化学和中国文化史的文章,并在各种有关会议上和国内外许多城市发表演讲,论证其文化三个层面(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两个属性(民族性、时代性)的观点,阐明中国近代史的文化历程正是文化三个层面的展开过程,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把握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等思想。相关文章皆收入1988年相继出版的《稂莠集--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和《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两书。90年代,先生致力于解读中华文化密码、阐述中华智慧的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黄帝与混沌:中华文明的起源》及《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等文。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忧乐圆融”精神,有待于以历史时代和历史人物为实例,来给予生动的说明,于是有了先生十年计划中的第二件大事。
  对“火历”的钩沉和解说
  先生读史发现,在以太阳和太阴为授时星象以前,古代中国人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以大火(心宿)为生产和生活的纪时根据。大火昏起东方之时,被认作一年之始;待到大火西流,则预示冬眠来临。此外如大火晨昏中天、火伏、晨见,也都被作为从事相应活动的指示。先生称这种疏阔的但却固着于生产与生活的纪时法为“火历”。他还证明,火历在文献中留有大量痕迹,在民俗中保存着浓厚的风习(如华人为何尚龙,龙为何戏珠,寒食、灶神,等等);天文学史上不少费解的难题(如二十八宿的顺序何以逆反,太岁纪年法的旋转方向为何与日月五星相左,干支古代写法中为何有两个“子”字,等等),也都只能以火历来澄清。山东莒县出土的陶文,德国内布拉的米特尔贝格山出土的星象盘,都是火历的有力见证。先生这些思想见于80年代的《“火历”初探》、《续探》、《三探》及90年代的《火历钩沉--一个遗佚已久的古历之发现》等文中。
  对出土简帛的整理和宣扬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批先秦典籍,先生指认出其中有属于思孟五行学说的篇章,并将其整理校注命名为《五行》。此举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和20年后出土竹书的证实,沉寂了两千多年的思孟五行古谜,因之得以迎刃而解。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出版,重新点燃了先生20多年前爬梳马王堆汉墓帛书时的好古之情,于是对荆门郭店竹简进行逐篇研究,提出了儒家“三重道德”论、从心旁字看思孟学派心性说、“仁”范畴的演化等精辟见解。并据竹简材料对当年发挥过重大影响的《帛书五行篇研究》进行增改,重写成《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一书,由台湾万卷楼于2000年6月出版。为推进简帛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先生倡议成立了国际简帛研究中心,并创办和主持了“简帛研究”网站,此举得到海内外简帛学人的大力支持和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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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公元1928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2015年)去世的名人:
舒适 (19162015) 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浙江省宁波慈溪

下一名人: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