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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廷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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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廷臣,字君邻,清代铁岭人,隶汉军镶黄旗。顺治二年(1645年(乙酉年))自贡生授江苏山阳知县,累迁江宁南京)同知、江宁副使,湖南道副使,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浙江总督加太子少保。曾参与镇压云南苗民的抗清斗争。为官较清正,提倡农耕,与民生息,惩治-,有"赵佛"之称。康熙元年(1662年),赵廷臣离开贵州任浙江总督。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二月,巡视海防在浙江奉化病故。被谥为“清献”,意为一生清节。

主要功绩兵燹之余的贵州,已是田园荒芜、满目疮痍,雪上加霜继之而来的是战后的荒欠,使人民倍加痛苦。赵廷臣就任巡抚之日,延见父老,博采旁咨,了解黎民百姓的痛苦状况,首要解决的是民生大计。他一面向朝廷奏请赈灾,一面劝喻百姓不误农时尽快恢复生产,劳力不够之处,命当地驻军协助民众耕种。民困获苏后,大规模的反清斗争也平息,赵廷臣考虑要治理贵州长期形成的乱象。贵州在封建统治者眼中是化外之地,民风强悍,各地土司之间纷争斗杀长期不断。他了解了形成乱象的原因,及时向顺治皇帝上奏《治土司苗猓之法》(见:《国朝耆献内征初编》,笔者按:苗猓并不特指苗族、彝族,是对所有少数民族的泛指),提出了治理贵州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经顺治皇帝批转交部(六部衙门)讨论后得以实施。

政治主张赵廷臣指出,“贵州古称鬼方(笔者按:古有殷高宗伐鬼方之说),自大路、城市外,四顾皆苗,专事斗杀,故驭之难”。他向朝廷反映了全省少数民族的分布,以贵阳为中心,东南苗族为主,西和西南以彝族、布依族为主。他认为治理少数民族地区不能一味地使用武力,使用武力只能激起民变,引证了汉武帝封夜郎、武侯纵猛获深远的历史意义,主张对少数民族施以“教化”。他认为“盖教化无不可施之地,而风俗无不可移之乡”,可以通过长期的教育达到改变强悍民风的目的,就此提出了具体措施:“凡土官继承者年满十三岁以上的,都必须进入官学学习,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读书者,听补廪科贡,与汉民一体仕进。”也就是说,从科举制度上,为少数民族敞开了大门。此后,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泛有中秀才、举人者。同时,他还看到了最大的问题是土司世袭制度中“私相传接,支系不明,争夺由起,酿成变乱”,于是作出,“今后每遇年终,令土官上其世次之籍于布政司,布政司上其籍于部;其有争袭者,按籍立办”的措施,以此预防杜绝因土司的承袭而引发的纷争。

赵廷臣还向朝廷提出,贵州曾经长期被“寇”占据(指的是孙可望李定国等),不断改变法令,使人民承受沉重劳役,应当恢复旧制。“恢复旧制”是基于清朝初建时,大体上还是沿用明朝的法律,《大清律》是在康熙九年才完成。元明以来,贵州地广人稀,遂成为当时接收移民的重点地区。同时,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在贵州遍立卫所,大量的军事移民进入贵州驻屯开垦,卫所的屯军对当时贵州土地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屯军制度沿用到明末清初已是“法久弊生”,随着卫所对军伍控制的日益松弛和卫所军官对军士的剥削,使得大量的屯军逃亡,屯地纷纷荒芜。赵廷臣奏请“改卫为府,改所为县”、将马乃等诸土司改为流官,把屯军所辖的范围改为地方政权,后来如将“新添卫”并入“贵定县”即源于此。这些做法,与上述“施以教化”等措施,推进了明朝以来对西南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的进程。此后历任巡抚,大体上是按照赵廷臣制定的治黔“方针”办理的。另一方面,赵廷臣并非仅仅强调的是“文治”,而对于所谓“师出有名”的反叛却是要坚决镇压的。孙可望的旧部冯天裕,曾一度接受明永历王朝“总兵”封爵,于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在平越(福泉)降清,不久又背叛清朝。冯天裕沦为流寇后搜罗溃兵、重招旧部攻陷湄潭,进军瓮安。赵廷臣调思南、平越、遵义、偏桥诸路兵击破冯天裕,斩杀了冯天裕和南明总兵冉宗孝等。顺治十七年(1669年)四月,马乃(今兴仁县境内)土司龙吉兆反叛,赵廷臣于十月率兵围剿马乃营营盘这一反清大本营。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纵火焚烧了营寨,擒杀了龙吉兆(至今尚存的马乃营营盘遗址已被兴仁县政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剿平龙吉兆的反叛,赵廷臣以功,加兵部尚书,从正二品总督升任从一品加衔总督,即“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

云南因战乱造成大面积的土地无人耕种,赵廷臣奏请,“当急招民开垦;其冲路各州、县,请以顺治十七年本省秋粮贷为春耕之资。”在总督任上,适逢平西王吴三桂向朝廷进贡五头象,顺治下令停止送京。赵廷臣抓住机会上疏请求,全面停止边疆向朝廷的进贡,以省解送之劳,其请求获准。

历史背景明朝末年,大明王朝多年的积弊最终激起了农民起义,李自成的义军攻入北京从根本上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割据东北的努尔哈赤、皇太极经两代的励精图治,统一了关外。满清贵族在和明王朝的战争中收降了洪承畴等一批明王朝的旧臣,尤为吴三桂集团的降清,使关外通向关内的门户洞开。顺治元年(1644年,崇祯十七年、甲申年),清军入关0了明末农民革命胜利果实,10月,六岁的顺治皇帝福临进入北京登上太和殿,宣告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代封建王朝的建立。

清王朝虽然已建立,可是明王朝的一些地方政权和农民义军抵抗清军的战争仍在持续,尤其是张献忠的旧部孙可望(后在顺治十四年投奔驻湖南的洪承畴,降清)、李定国将明桂王永历皇帝朱由榔君臣延迎到贵州安隆所。“朱由榔率领朝臣达到安隆,将安隆所改为安龙府,以千户所署为行宫。朱由榔‘驻跸’安龙后,一些官员相继赶来,远在福建沿海的郑成功仍奉永历年号,其它地区的反清力量也把永历政权视为抗清的依托。因此,从永历政权进入安龙以后,虽已成为孙可望的傀儡,但在客观上仍起着鼓舞反清斗争的作用,使贵州成为抗清斗争的中心”(见:《贵州通史简编》)。鉴于“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见:陈寅恪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序》),实为清政府的心腹大患。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帝命洪承畴从湖南,吴三桂从四川,卓布泰从广西率兵杀向贵州。时任湖南兵备道的赵廷臣随洪承畴于当年四月到了贵阳,九月,受任为清朝贵州的首任巡抚。第二年,即顺治十六年(1659年),升任云贵总督。当时因吴三桂驻云南,总督驻贵阳,抚降南明抗清官军,执抗清名将张煌言杀之。康熙元年调任闽浙总督。在任内凡遇刑狱,审断有方,折狱尤敏。康熙八年(1669年)赵廷臣病殃于浙江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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