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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好学


[公元1919年-1942年,革命烈士]

赵好学,又名赵志敏。生于1919年6月12日。大荔县埝桥乡黄家营村人。

也许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吧,赵好学从小就同自己的名字一样聪敏好学。十四岁那年,便考入蒲城尧山中学。1936年,由于他积极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与活动,被勒令离开学校。这年后季,赵好学又投考了同州师范学校继续学习。1937年冬,他父亲因欠债难还,为躲账投奔他乡,家中只留下年迈的祖父和身体孱弱的母亲,生活十分窘迫,再无力供他上学。

彼时的同州师范校园内,由于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影响,不少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冲破重重阻碍,北上投奔了当地人称为“红区”的陕北。赵好学由于平时耳濡目染,思想进步很大,他早就想学那些同学的样子,只是由于自己是父母的“独苗”,一时还下不了决心。现在,生活迫使他不得不做出他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选择

“到红区去。”。为了避免祖父、母亲的阻拦,他事前没有告诉家人,而是和联系好的几位同学一道,悄悄地背起行李,毅然奔赴“红区”陕北。

延安,这座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默默无闻的山区小城,到了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却焕发出绚丽夺目的光彩。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里建立了全国抗日的大本营。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在这片神奇的黄土地上,科学进步的思想文化,民主新颖的生活方式,炽热奋进的战斗热情,造就出千千万万的栋梁之材。赵好学同志,也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受到了锻炼。他在给家中的书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这里太好了!一、同学们都是互相帮助的。那一个(同学)有了错误,便马上给(你)指出来,让你进步,每个同学不至于再走错误的路。二、从工作中去学习,即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从群众中去学习,把前人的经验运用到实际中去,这比以前无论那种(学习)方法都好。三、这里任何人想升官发财是不可能的。任何人(每月)都没有超过五块钱的津贴费。而我们(每人)每月只有一块钱的鞋袜费。四、(每天)吃小米饭、住窑洞、上山下沟等等。这样吃苦的生活,比在同州师范要好得多。我一定要为国家出力,为人民服务,为抗日奋斗……。”这些看似平常的言语,反映出赵好学同志思想上不平常的变化。从字里行间,不难使人体会到,紧张的学习中洋溢着团结向上的气息,艰苦的环境里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

赵好学先后在鲁迅师范学校、富县通讯学校、抗大第四大队等地学习。由于他在学习中刻苦努力,工作中表现出色,毕业时,不但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台机务工作人员,而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他还通过书信等,积极向远在家乡的朋友、同学谈论自己的心得体会,介绍“红区”的学习生活。在他的宣传鼓动下,张醒民、忽因泰、贺才新等青年,也慕名投奔到“红区”陕北。

1939年秋天,赵好学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到抗日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的伟大号召,从韩城东渡黄河,到晋察冀军区。一年以后,又到平西地区。他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在工作中勤勤恳恳,生活上艰苦朴素,并多次完成上级布置的紧急任务,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1942年3月,赵好学又被调到更为艰苦的冀东军分区。

冀东军分区地处京东津北,属日寇占领区。这里的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寇之间进行着非常激烈的斗争,扫荡与反扫荡的战斗,几乎天天都有。但当上级给赵好学同志谈话以后,他二话没说,打起行李就出发了。在沿路各地党组织与革命群众的帮助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通过了敌人一道道-线,终于胜利地到达盘山根据地。5月下旬,日寇集中了不少兵力,准备又一次对盘山根据地进行扫荡。为了加强部队的机动能力,上级决定将一部分机关人员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在各村中。赵好学同志刚来不久,情况生疏,和一名叫顾立达的电台工作人员,被分配到蓟县至邦均的公路以南,由一名区干部带领着活动。日寇为了巩固它们所谓的“后方”,在扫荡中,对抗日的军民实行疯狂地搜捕与枪杀。赵好学他们为了不暴露目标,被迫在日伪军的空隙中不断转移。有时一天就换一个地方。

6月8日晚上,赵好学和顾立达同志,在那名区干部的带领下,趁着夜色的掩护,转移到一个叫五里庄的村子。9日晚上,他们仍然住在该村一个干部家中的藏身洞里,不料他们白天帮助房东劳动时,被村中的汉奸发现,报告了日寇。天亮前,日寇和伪军包围了村庄,用刺刀威逼着群众,一面挖他们藏身的洞子,一面从洞口向内喊话。洞内藏着的四个人,都抱定牺牲的决心,谁也没有吭气。但过了一会儿,那两个地方干部小声说了几句话,先后出了洞子。敌人仍未停止挖洞,并逼着一个老百姓进洞来叫他们出去,那老乡还小声对他们俩人说,如果被抓走,村中还可以保出来。等那老乡出去后,赵好学和顾立达经过商量认为,在洞内是牺牲,出去后也是牺牲。虽然不能完全希望村中保释,但至少还可替那两个地方干部解脱一下。于是,他二人便出了洞。接着日伪军又从洞中挖出了那两个地方干部埋藏的手枪。敌人对他们进行了临时审问,赵好学和顾立达二人开始还欺骗敌人,说自己是老百姓,但敌人是有目的而来的,他二人的口音又不对,怎能就此善罢干休,便拷打那两个干部,并追问那两支手枪是谁的。赵好学和顾立达二人,为了掩护那两个地方干部,承认了自己是八路军。并说“这两个人是本村的老百姓,我们怕他二人暴露,硬逼着他们藏在洞里。那两支枪就是我二人的。”那两个地方干部得救了,而赵好学和顾立达两个同志却被敌人抓走了。

在日寇占领的蓟县县城的南街,有一个坐西向东的大院子,四周是七、八尺高的围墙,大门口戒备森严。这里是日寇的宪兵队,军、警、特人员出出进进,进大门走十多步远,左边是日-卫人员的驻地。穿过警卫人员的住房,再往里走五、六步远,就到了日寇关押犯人的拘留所。关人的房子是原来的一座仓库改建的,房顶是铁皮的,窗子已用厚木板钉死,只有从用方木条钉成的栅栏门缝中,才透进些许亮光来。警卫人员的房门口,无论白天和晚上,都有三个日本鬼子值班,凡是被关进来的“犯人”,活着出去的很少。

被日寇逮捕的赵好学和顾立达二同志,就关在这里。不知审问过多少次,但是敌人每次审问,他二人都是按商量好的口径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日寇通过翻译问讯。

马勇。”赵好学为自己起了个假名。

“担任什么职务?”“文书。”“你们部队共有多少人?都有什么武器?”“刚从西边过来,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盘山的军队都开往哪里去了?”“有往东的、有往西的,还有往南往北的。”“一块抓来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通讯员”。因为顾立达已承认自己是个刚干了两天的通讯员,赵好学用同一口径回答敌人。

“通讯员是干什么的?”日寇以为抓住了机要人员,因而问得非常仔细。

“工作很多,传话、扫地、跑腿、提水。”敌人听了以后,很是失望。

“……?”“……。”敌人又提出许多问题,赵好学却沉默了。恼羞成怒的敌人上来就是一顿拳脚或鞭子。但这对赵好学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每次审问,除了给赵好学身上增加了一些新的伤痕外,敌人总是得不到一点有用的东西。阴森森的审讯室里虽然摆满了许多非人的刑具,但那只能摧残一个革命战士的身躯,却无法摧毁他们的钢铁意志。

被关押的人员不断地变换着。这时除赵好学和顾立达二人外,还有四个人,一个叫芦广元,一个叫王文华,另外便是板桥乡的卜小冬爷孙俩。爷爷已年过八旬,孙子二十多岁,脚被打坏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敌人近期来对赵、顾二同志既未处决,又未审问。

前几天,鬼子抓来一个姓宋的,曾和大家谈到逃跑的问题,可惜还未来得及商量,那姓宋的在一次审讯后再未回来。但逃跑的想法一直萦绕在赵好学的心头。时间长了一点,大家彼此有些了解后,赵好学向大家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芦广元、王文华二人都不很积极。原来,这二人虽然熟悉城内的地形,但都存有侥幸心里。那姓芦的对赵好学同志说:“你二人是被定了的(指非死不可),当然愿意跑,我们还希望被保出去。”直到多天后无人来保,他二人才动了心。赵好学同志又当场保证说:“出了这门上院墙时,我在下边把你们先扶上去,最后再拉我,就是敌人发觉了,也是牺牲我一个。”赵好学的话更加坚定了大家的决心。在谈论出城的路线时,芦、王二人说跟上他们就行了。赵好学仍不放心,曾私下再三叮咛顾立达说:“出去以后,我们两还是要一个人跟上他们一个人,不然,就跑不出城去。出院墙时,我第一个先托他们一个人,第二个就托你。第三个再托他们一个人,最后拉我,我们一个跟他们一个往外跑。”

敌人防范是相当严密的,赵好学他们的越狱行动在极为小心谨慎的情况下,暗暗地进行着。

最初的办法是在墙上打个洞,但他很快发现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工具,墙里面又是砖砌的。他们虽然干了大半夜,只不过挖去了墙上一层土皮。天快亮时,芦广元和王文华二人害怕了。赵好学同志鼓励他们说:“别怕,如果鬼子发现后,就说是我一个干的,与其他人无关。”接着他将挖下的土撒在自己铺位垫的草下边,又小心翼翼地用垫草将挖过的痕迹遮掩起来。这一天,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幸好鬼子没有发现。

墙上挖洞的办法不行了,他们又在门上想办法。那姓芦的力大,他想用手掰开栅栏门上的方木条子,结果,因木条子很结实,既拉不开,又掰不断,而且声音很大,容易引起卫兵的注意。于是,又决定在锁子上打主意。

拘留所的栅栏门上,有两把铁锁,一把大的锁在门的下部,一把小的锁在门的旁边。他们试着用脚蹬着门,手拉着铁锁子往后用力,结果,锁子被拉开了。大家心中不由得一阵乱跳,但由于时机不成熟,又照原样锁好。

隔一天后,到了7月9日,日本鬼子不知要搞什么行动。从外边拉来了不少民夫和车辆。晚上就住在宪兵队的院子里。人声、畜声纷纷杂杂。傍晚天气阴沉沉的,接着,又下了大雨。赵好学他们认为这是一极好的机会,决定立即行动。他们先拉开了两把锁,刚准备拉门出去,却发生了一个情况。原来,板桥乡的卜小冬爷孙俩,是无法跑出去了。这时见其他人要走,小冬的爷爷拉着赵好学等人的手,老泪纵横,难舍难分。卜小冬见情况紧急,便对他爷爷说:“你别哭了,他们能逃命,就快让他们走吧。如果能逃活命,还可给咱们家中捎个信。”赵好学等人安慰了爷孙几句,便悄然无声地出了门。等爬到墙根下,第一个先将芦广元托上墙,接着便是顾立达。赵好学又招呼他们先走一步,二人便跳下墙去。第三个将王文华托了上去。王上墙后,转身来拉赵好学,但因墙高够不到,王文华又放下一条旧毛巾,谁知赵好学的脚刚离地,那旧毛巾却断了,无奈只好叫赵好学绕到北边,从那根大木头上往上爬,他自己先跳下墙躲了起来。

赵好学同志一个多月以来,在敌人的折磨下,身体受到严重伤害。刚才帮助其他三人上墙,已累得气喘嘘嘘,在王文华拉他上墙时,又因毛巾断掉摔了一跤,腰腿疼的厉害。但为了逃出鬼子的魔窟,他只得咬紧牙关,挣扎着从那根木头上爬到了墙头。但等他下了墙以后,其他人都已不见了。

天黑得不见五指,轰隆的雷声此起彼伏,大雨好象瓢泼一样。赵好学拖着沉重的双腿,凭借着从芦、王二人谈话中听到的一点印象,以及被押进城时的模糊记忆,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跌倒了再爬起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竟让他撞到了城墙边。他一阵心喜,靠在城墙上喘了口气,但就这思想上稍一松劲,如针扎似的疼痛立刻向他袭来,他不由自主地坐在地上。他实在是没有力气了,心中一阵模糊。

这时,卜小冬爷孙俩的形象又出现在他的眼前,忽而又化成了自己的爷爷和母亲,又化成了战友和同志……。一阵风吹来,使他打了个寒襟,头脑清醒了许多。“不能松劲,不能停止,一定要逃出去,给小冬家中捎信,给被敌人杀害的同志和乡亲们报仇。”这样想着他浑身又来了力气,扶着墙站了起来,顺城墙摸索着。终于,不知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挖下的一串脚窝被他摸到了,他顺着这串脚窝爬上了城墙。现在只要下到墙根,淌过护城河,冲进庄稼地,就有成功的希望了。

一夜的大雨,护城河水严重暴涨,两岸的土垅也被雨水浸透了。就在赵好学同志手抓河岸向下溜时,那土岸再也负不住他的身体而塌了下去,赵好学同志也随着掉进了浑浊的护城河水。他再也无力爬起来了。

第二天中午,人们在蓟县城门外的桥洞下,发现了被水冲来的赵好学同志的尸体。后来,由几位老百姓打捞起来,掩埋在不远的无名坟地中。

赵好学同志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人生道路,这条路坎坷不平,布满荆棘。可是,他全然不怕这些,跌倒了又爬起来,仍继续默默地但却是勇敢地一直往前走着,走着……一直走到耗尽了他最后力气的时刻。但正是这条洒下他鲜血和汗水的路,把他那平凡的名字和人类最壮丽的事业

共产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人们没有忘记他。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曾多次派人调查走访,了解情况,把他的事迹整理上报。1972年3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赵好学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来源:大荔县党史办 作者:高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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