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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礼培


[公元1864年-1943年]
  王礼培(1864—1943),字佩初,号南公,晚号潜虚老人,湖南湘乡人1864年出生于湘乡厚丰(今属山枣镇飞链村)。王礼培的叔祖王鑫是湘军创立人之一,到了他这一代,弃武从文。他在十岁时,随伯父寓居长沙,曾就读于思贤讲社,后又读书于致远楼,并曾求教于湘潭名文人王闿运。1893年,中乡试举人。次年赴京应试不第。
  1905年8月,清政府下令:“废科举、兴学校”。湘乡县也开始办去了新式学校,即湘乡中学堂,设有师范、中学、小学三班,合二百余人,王礼培出任学监。此时,他与湘乡著名革命党人禹之谟交往密切,受禹之谟影响倾向革命,并秘密加入了华兴会。1906年,禹之谟因主持了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归葬岳麓山之事,为清政府所注意。湖南巡抚为扑灭-,下令长沙各学校提前放暑假。禹之谟于假期中和湘乡学生一起返乡。此时湘乡学界中发生了抗争盐捐浮收风潮,所谓盐捐浮收,即食盐附加学捐,向来由-及地方劣绅伙同经收盐税的畅远盐行经手,他们狼狈为奸,化公为私,共同分赃。而教育经费又由旧派把持,旧派以程希洛为首,以劝学所为中心,新派以王礼培等首以湘乡中学及师范学堂为中心,两派斗争激烈。新派查出盐捐浮收背后的黑幕,组织力量进行清算。恰值禹之谟和省城学生返乡。于是,在6月30日(农历五月初九)由禹之谟、王礼培率领学生至县衙门-,要求追回赃款、承办-犯。他们向知县陶福曾提出:“食盐加税,已违人道,浮收巨款,民命更危,倘不能根本撤销,亦应将浮收支款,移充学堂经费,免入私囊。”在交涉中激于义愤,砸烂了县衙的“明镜高悬”匾额。知县陶福曾恐事态扩大,采用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拘留畅远盐行行伙高岳峰收押追赃,责令出具结算票据,陶福曾亦当众保证所追赃款全数移作教育经费。学生散去后,陶福曾即密报湖南巡抚庞鸿书,要求逮捕禹之谟等,而清政府正想抓禹之谟却无恰当口实,至此,即决定以“哄堂塞署”罪名逮捕禹之谟。禹由湘乡返长后,即感到了危险。也有人劝其他往,稍避毒锋,但禹并不畏惧,并抱定牺牲决心,而对同志则表现了他的关心。当时,王礼培在湘乡盐案发生后也到了长沙,禹在黄泥塅(今黄泥街)遇到王的家人单俊杰,要单俊杰转告王礼培,速离长沙。王礼培得讯后,即和其六弟筹资乘船去汉口,并由汉口乘船至上海,泛海至日本。禹之谟则不幸于八月十日(农历六月初二)被捕,移解至靖州,由酷吏金蓉镜严刑拷掠,虽惨受酷刑,始终未透露一个字,最后壮烈牺牲。
  禹案在湖南成为大案,王礼培亡命日本,先住东京-之九段坂,补习日文,后入帝国大学学习法政,在留日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并于1910年得见孙中山先生,得到中山先生赠送的亲署“礼培同志存,孙文”字样的八寸大照片。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成功后,十一月,留日学生开全体大会,决议一齐回国,王礼培于这年冬由日本回国,曾到湖南省铜元局任职。湖南虽是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但起义后,政局较乱,王礼培产生了退隐思想,在铜元局不到半年即辞去,与亲友数人赴城隍庙起誓,不入仕途,不担任任何官职,有诗说:“迳须埋名小招隐”,“引退江湖只自吟”。所以,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小照隐馆”,又名“扫尘斋”、“紫竹荆舍”。
  此后的十几年内,他来往于平、津、沪、宁等地,访求古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异书一时获,外物更何求?”他家原有藏书并不丰富,但经过他后半生近三十年的搜集、收藏,蔚然可观,收集了相当多的珍本、善本。为搜集、整理、校订古籍,他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有限的财力。他没有多少财产,不象叶德辉那样,亦绅亦商,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且靠印书赚钱。他变卖了祖上的有限的遗产用来购书,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海经营古玩字画,一个担任小官吏,也不能在经济上给予他以多大的支持。他无钱购置昂贵的宋版书,便去坊间收集散页、单页,花不多的钱买回来,自己亲手整理、裱装,订成《宋元留真谱》两侧(现藏湖南图书馆),保存了古代珍贵的出版、印刷史料。后来,三十年代寓居长沙时,他常去玉泉街的旧书店浏览,买回一部古籍,加以整理评注,又卖出再买另一部,他便是采用这样的穷办法来从事古籍研究工作的。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对中国文化古籍的收藏,在当时湖南书贾界仍有“叶氏藏书第一,王氏藏书第二”的称誉。
  他生平爱书如命,二十年代,溥仪大量抛售清宫文物时,他为文物的散失深表惋惜,在《废帝欲售内廷古物、奸商多窃天禄官书,事有同嘅》一诗中发出了“铜仙金鞦智愚哀”的感叹。他以有限的经济力量在他的藏书中就收藏了散入民间的盖有“乾隆嘉庆御览之宝”的宫廷古籍。二十年代末,他曾到南京次子传麟处小住,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曾亲自上门,请他去国民政府的国史馆任职,又动员他将藏书捐献出来,均被他拒绝,为避免他们纠缠,他即避居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亦曾登门拜访,愿出高价借阅他在上海的部分藏书并拍照,他虽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也拒绝了这个要求。
  1931年,他应河南大学之聘,任文学院教授,主讲目录学、版本学。在河大任教一年,后该校任命牛津大学毕业的许君武卫文学院长,他因学术思想与之不合,乃去。
  从河南返湘后,寓居长沙,继续从事古籍之收集、研究工作。1933年,他被湖南船山学社选为副董事长,1934年被选为董事长,任职到1938年止。他与船山学社关系很深,早年曾就读于船山学社前身思贤讲社,王船山民族思想曾给予他以很大影响,在他的诗中,就有赞颂船山先生的篇章。他主持船山学社工作期间,除社务外,还作学术讲演,他的著作《谈艺录》一书即是此时讲学的若干记录。1935年至1937年间,船山学社址被国民党宪兵三营占用,他多方奔走交涉,达三年之久,对国民党政府摧残学术文化事业深表愤慨。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轰炸长沙。1938年,船山学社迁往湘潭,他辞去了董事长职务,回湘乡洙津渡旧宅,从此居乡,未再外出。他在家整理藏书,并和居乡的王季范郑家溉(清末翰林)、萧仲祁、胡子靖、胡子清(均系清朝举人、留日学生)、凌敏刚(原保定军校教官)等交往。晚年,他的书房内藏有十大柜珍本、善本书,其中有珍贵的孤本、手抄本。在旧宅大厅内,另有三十六个黑漆书柜,柜子系从广东用优质木材定制,内壁用绸子裱好,以防虫蛀。这些书柜系用秦代三十六郡郡名编号,柜门上由他亲笔篆书三十六郡郡名,并由木工雕刻。他的藏书曾三度被毁,一次是二十年代初,旧宅为兵所据,藏书散失,大半被驻军当了柴火,另一次是“一·二八”事变,他在上海收购的书籍全毁于战火,第三次是他去世后,1944年日军陷湘乡,藏书虽由家人转移了一部份,但多数还来不及搬走,日军驻扎在他的旧宅,走时,一把火烧掉了这所老屋,藏书一并焚毁。劫余部份,于解放后土改时送到了湖南省图书馆,他的藏书目录《复壁书目》(亦藏湖南图书馆),著录了古籍一百余种。珍本、善本书除前所举《宋元留真谱》外,有明刊本《独断》二卷(汉蔡邕著)一册,系清翰林院藏书。《后汉书》有两种明刊本,一种是明万历四十七年钱塘钟人杰刻本,一百二十卷,二十册,先后经嘉禾谢东墅、枫谿谢墉等人收藏,一种有唐朝李贤的注,只存列传八十卷,此书为袁氏卧雪楼故物,书首有王礼培得此书的经过题记;明刊本《仪礼》十七卷,二册,亦为袁氏卧雪楼故物。此外有明镜陵派大师《钟伯敬先生遗稿》四卷和《续钟伯敬先生遗稿》。后者一成为海内秘籍孤本。以上几种现均藏湖南图书馆。明版书《宋六十名家词》、《昭明文选》等,清版书《全唐诗》均有王礼培亲笔批注,手抄本《西汉文》、《文文山全集》等由亲属保存至“文革”时期,后被抄下落不明。所藏字画中,如近人尹金易(别号和白)费时四十天精工绘制的《白云红树图》、张大千赠送他家的四幅画,均有王礼培的题跋,亦于“文革”中被抄失散。王礼培的主要著作,有诗集《前甲子诗篇》、《后甲子诗篇》,文艺论著《谈艺录》,散文《扫尘斋文集》、《雨思集》、《家传》等。在他生前出版的只有《后甲子诗篇》、《谈艺录》两种。《后甲子诗篇》收的是他六十至七十岁的创作。
  他的诗属晚清“同光体”诗派,主张学宋涛,宗法黄山谷,诗风古朴、清雅、奥衍。陈三立说他的诗“奥邃精严,志深而味隐,能收拾涪翁堕绪,益自振拔,蔚成气象者,寥廓天壤,此为照影独步矣”。
  山枣镇  湘乡市辖镇。1952年设山枣乡,1958年改公社,1984年复置乡,1987年建镇。位于市境南部,面积101.7平方公里,人口4.5万。镇政府驻月塘砵。湘(潭)邵(阳)公路贯穿镇境。辖龙泉塘、虎形、金华、青顺、城江、水东、城埠、山枣、万贯、新飞、洙津、飞涟、厚峰、窑冲、莲峰、大胜、蚕胜、高胜、新胜、九江、云山、大山冲、望岳、莲长、莲花、板砵、盐井、枫树、洪山……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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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健豪 (18651943) 中国早期女权活动先驱 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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