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 首页 > 安徽省 > 淮南 > 寿县人物

孙多森


[公元1867年-1919年]
  孙多森(1867~1919)字荫庭,安徽寿州人。其父曾任江苏记名道、南京洋务局总办。家资臣富。1885年中秀才,继办贡生,捐候补同知。1898年2月在上海创办国内第一家华商面粉厂——阜丰面粉公司,任总经理。其兄孙多鑫任协理。1901年升候补道,任上海电报局帮办。1905年与聂之台等筹建上海商务总会,任会董事兼副会长。翌年去天津,接替病故的孙多鑫,与周学熙共同经营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公司,任两公司协理。1908年又兼北京自来水公司协理。次年任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兼直隶出品协会协理。翌年任直隶劝业道,不久遭弹劾,遂辞职,仍任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局公司协理。1911年12月清廷内阁和议代表去上海议和。翌年奉派任安徽实业司司长,旋被免职。同年9月,任北洋政府国家银行事务所会办,旋应邀筹办中国银行,任筹备主任。1913年4月被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裁。同年6月被解职,奉袁世凯任安徽省都督兼民政长,因皖革命党人抵制而离院。不久又奉命任赴日本实业调查专使。回国后在北京发起组织中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总裁。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全国农工银行筹备处筹备员。是年又与周学熙创办通惠实业特种公司,任临时总裁。翌年筹办中孚银行,任总经理,相继在北京、汉口、上海设分行。1918年银行开办国外汇兑,为我国第一家特许经营外汇的商业银行。病故于天津。著有《直隶实业汇编》。
  晚清政府的高官中,其子弟能够在实业界有所作为的,实属不多。其中比较著名的,首推李鸿章的终身幕僚、两江总周馥的子孙—周学熙、周学辉、周叔、周志俊、周今觉等等。他们三代人前仆后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实业集团,在北洋时期颇能呼风唤雨;其次大概要数我们寿州孙氏家族了,出了孙传樾、孙多鑫、孙多森、孙多钰、孙多炎、孙元方、孙豫方、孙煜方、孙晋方等企业家,亦形成了有实力的家族集团。周家的实业领袖是周学熙,孙家的首领则是孙多森(是我的堂房伯父)。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治背景,原本是吃穿不愁的公子哥儿,但他们没有学晚清“八旗子弟”的样子,而是选择了一条艰苦的实业之路。
  孙家的祖老太爷孙家鼐,是咸丰九年的状元、光绪帝师,也是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创办人。他这一辈人中兄弟五个,都是读书人,出了一个状元、三个进士、一个举人,所以安徽寿州有副对联讲孙家:“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按说这样一个书香门弟,后代中应出大学问家才是,然而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使孙家子弟大都走向了实业。这其中与孙多森的母亲李太夫人大有关系。所谓李太夫人,是李鸿章的侄女(即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的二小姐),受李鸿章办洋务的影响,思想颇为开放,她不主张子孙后代走科举的老路,而要他们学洋文,办洋务。她曾教育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当今欧风东渐,欲求子弟不坠家声、重振家业,必须攻习洋文,以求洞晓世界大势,否则断难与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孙多森及其兄孙多鑫,按照其母的指点,在其父孙传樾去世之后,发奋创业,先去扬州,向姑夫何维键(著名盐商、扬州何园的主人)借了盐票办盐;有了资金积累后就到上海办厂(他们于1897年创办的阜丰面粉厂是中国第一家机制面粉厂),大获成功,声名远播,从而引起孙家的亲戚、在北方主办实业的周学熙的重视(孙称周为姻丈),并向袁世凯推荐,进入北洋实业界,在中国银行创办之初,主掌了一段中国银行的业务。
  他在北洋时曾担任直隶全省工艺总局总办、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局协理,创办和参与创办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实体,如中国实业公司、通惠实业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河南通丰面粉厂、山东通盖精盐厂等,是周学熙的重要臂膀。他办银行,一是参与创办了中国银行;二是创办了孙氏家族的中孚银行。
  中国银行总行1912年8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孙多森于当年12月至1913年6月,出任第一任总裁(初任命时叫管理,几个月后根据《中国银行章程》改称总裁。在其之前由吴鼎昌任监督,主持行务)。他在位虽然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那是个民国初建,南北对峙、政治形势非常紧张,财政上捉襟见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万事开头难的时期。孙多森凭自己的胆识和智慧,办了几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情。
  其实在他出任总裁之前,就已经参与了中行的事务,主要是如何处理大清银行中的商股的问题。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晚清政府的大清银行。然而大清银行并不是完全的国家资本,而是有一半的民间资本(即商股)。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大清银行自然随之垮台。作为其中的官股部分由民国政府接收没有问题,而其中的商股怎么办?新生的民国政权起初并不知道还有500万商股问题,于是引起大清银行股东们的巨大恐慌。那时孙氏家族的亲戚中,有许多人是大清银行的股东,大家手里捏着大把的股票,心里非常着急,眼看有一夜间变成废纸的危险。这时候股东们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选出代表去南京,向中山先生呈文,要求新生的民国政府体恤民情,不要将大清银行没收,而建议改组为中国银行,只将原有的官股改收,保留商股,使当年的股东继为民国时期的股东,于国于民都有利。
  商股们推出的代表中,就有一位是孙多森的表侄,即扬州何园的第三代、何维维的孙子何世模。何世模是日本留学生,在日本时期听过中山先生的讲演,对其极为钦佩,也有过一面之交。他到南京时,正是南京政府为筹军饷一筹莫展的时候,因国民革命军为对付袁世凯的武装,在长江一线集结了大批部队,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而民国政府刚刚建立,根基未稳,银行、税收机构等财政金融机构尚未就绪,致使军饷无着,每天来陆军部催讨军饷的人有数十拨,急得陆军总长黄兴寝食俱废,乃至于吐血,孙中山先生也不得不亲自设法借款……在这种情况下,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请求很快就被批准了,作为中国银行上海行很快就开业了。可是孙中山先生这个临时大总统仅当了一个多月就辞职了,由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还好袁世凯并不推翻前账,仍旧批准了“改组”计划。但是新上任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不肯买“商股”们的账,他要把商股的股本,全部转换成存款存入中行,使中行变成全官股的国家银行。这样一来,不仅商股股东们一下子都变成了存户,而且中国银行几乎变成了一个无股本的银行,因为原先的500万元官股已经耗尽,全靠500万元商股支撑。如今商股变成了存款,那中国银行岂不成了无资本之银行?一个无本银行还会有什么社会信誉?这不仅不会成为国家银行,而且其生存都会成为问题。熊希龄的决定顿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孙多森正在北京(辛亥革命时他曾作为清廷内阁的代表,随总代表唐绍仪参加上海议和,会后回到北方),他坚决支持了商股们的立场,多次为商股代表何世模出谋划策,并向北京的实权人物传递信息,施加影响。在参议院会上内定将由周学熙继熊希龄之后任新财长时,他又抓住时机,积极向周学熙申明利害,促其抛弃熊财长的决定,而回到原先孙中山先生的决定上来。待周正式上任时,商股联合会旧议重提,周学熙遂作出了“如有股东不愿改换存单,仍愿改换中国银行股票者,亦听其便”的决定,终于使这一中行初建时的巨大矛盾得以理顺。
  1912年9月,财政总长周学熙于财政部内设立了国家银行事务所,派金邦平为总办、任命孙多森为会办。这一决定,可能是周学熙与吴鼎昌的矛盾所引起的。因周看不惯吴,吴也看不起周,周设立国家银行事年所,客观上是对吴的箝制。吴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周正中下怀,于当年12月呈准袁世凯,将孙多森任命为中国银行管理(四个月后按《章程》改称总裁)。
  孙多森上任后,鉴于中国银行不仅在用人上大多沿用大清银行的旧人,制度上也大多沿用旧式的管理方法,遂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将原有的3处分行增加到19处;派范季美和朱筱康专程前往日本考察银行业务和组织制度;主张以在政界有声望的官员担任各省分行的负责人,以熟悉现代银行业务的人及留学生担任副职,这样既可以利用官僚的势力和威望招徕资本,又可以利用有现代意识的青年人负责银行的具体事务。又派员去各省调查商情;筹备高等银行学堂,从山西票号和徽州钱业挑选30余人前来进修现代银行业务,为银行的长远发展培养了人才……关于总行内部机构的设置,中国银行开始时只有营业、文书、发行三局,另设秘书2人。孙多森上任后参照日本银行的制度,将三局扩大为国库、出纳、营业、发行、证券、计算、检查、文书共8个局。为了防止工作人员营私舞弊和工作差错,他特聘请了两位外国人担任稽核员和司账员,直接向他本人负责。这个稽核员的职位就是后来的总稽核的雏形。对于稽核工作的高度重视,后来形成了中国银行内部机构设置上的一大特点。总稽核的地位仅次于总裁、副总裁,有权检查业务上的任何环节和漏洞,这对保证银行的正常发展,防止出现重大失误,维护银行的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孙多森还主持修订了《中国银行条例》30条,是由民国财政部公布的第一个中国银行条例。该条例第一条即规定,中国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条规定资本总额6000万元,计分60万股,每股银圆100元,政府先行认垫30万股,其余一半的为商股,由国民认购,从而又规定了成立股东总会,以及从股东中产生的监事等等。这些措施,无疑都从法律上维护了银行的健康发展。
  可是袁世凯当政的北洋初期,实在是个天下大乱的年头,财政的极度困乏仍是当国的第一头痛大事,财政部长换了一任又一任,公债发行了一批又一批,外债也一借再借,民心已丧尽。作为国家银行的中国银行,日子自然也难过极了。况且袁世凯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势力,大搞军备,一再令孙多森为之筹办军饷,还抛出“善后大借款”,又派出刺客谋杀了革命党人宋教仁,致使国内形势更加动荡。孙多森自知这个“金融盘子”危机四伏,无心久留,在1913年5月周学熙辞去财政总长职务后,也于6月份辞去了中国银行总裁职务。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袁世凯与南方国民党人的矛盾终于激化,竟一下子下令罢免了国民党籍的三个都督(广东胡汉民、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又以“皖人治皖”的名义,叫孙多森去填安徽都督的“空”,并兼民政长,又授予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及文宪章,以示宠络。孙多森久在北方,对南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并未深入了解,于政坛事务远不及办实业来得得心应手,于是糊里糊涂上了老袁的贼船,还差点儿送了命。
  他受任后只带了三位秘书(机要秘书方焕经、文秘顾震福、庶务于从龙)和四个随从,共8个人轻装赴安庆就任。巧的是原先的安徽都督柏文蔚也是安徽寿县人,并且在孙家还担任过西席(孙家孙多枚的家塾老师),柏文蔚碍于情面,与之和为贵,交待了职守。但是其他国民党人大为不服,在孙多森上任后的第七天,就爆发了兵变。12月14日,国民党人李烈钧黄兴陈其美等分别在江西、南京、上海发动反袁斗争,15日,安徽驻军胡万泰(旅长)在安庆发兵响应,鼓动安徽公民会及省议会要求孙多森辞都督职(仍保留民政长),拥柏文蔚复任都督兼临淮关总司令。16日,都督府被围,孙多森急电袁世凯及陆军部,请求调派第八师即日拔营前来救援,并电请安徽军阀倪嗣冲出任皖北司令。然而,远水救不了近火,安徽已是国民党人的天下,胡万泰还是率兵打入了都督府,囚禁了孙多森及其随从,并扬言要把他们处死,以向袁世凯-。后来由柏文蔚出面调解,以孙之来皖“上命差遣,概不由己”,说“孙多森并无实力,杀之无足轻重,如果放了他,还能取信于天下”等等,终于幸免遇难。
  最后由柏文蔚派出楚豫号炮艇,送他们到南京。而安徽方面另由国民党人孙孟戟接任都督。孙孟戟亦是孙氏家族的人,是孙多森的族弟。袁世凯鞭长莫及,未表同意,亦未公开反对,反正孙多森决不能再干了,也就算承认了既成事实。
  孙多森回到北京后再也不愿过问政事,不久即赴日本考察实业,数月才归,此后就一心一意地办实业,通惠实业公司、中国实业公司等均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为了使这些公司在资金上得到保障,1916年他又创办了中孚银行。
  孙多森从1896年筹办阜丰面粉厂到1916年,创办了许多企业,但几乎每个企业都遇到了资金短缺的困扰,因当时的银行业远远不能适应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放款的数额少而且范围狭窄,利息又非常高。孙多森意识到银行的至关重要,为使自己的企业能“活络”起来,在周学熙的支持下,于1916年11月创办了中孚银行。他自任总经理,他在中国银行时的老搭档聂其炜(上海道聂缉的儿子、曾国藩的外孙)任协理,卞白眉任总稽核。总管理处初设在北京,总行设在上海,另在天津等处开设分行。后来发现总行和总管理处分在二处极不方便,于是把两者归到天津北马路(即解放后天津中国银行的行址),后来又迁到万商云集的上海。
  中孚银行为股份制的商业银行,初定资本100万元,后来增至200万元。最初的60万官股是从通惠公司拨来的,其余商股都由孙多森凭他在实业界的影响,陆续招来,其中大多数是孙家和周家的亲戚,以及北洋官僚的亲戚朋友。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中孚银行的股权几乎全被孙家人买去了。聂其炜与孙多森一度合作不愉快,一气之下一走了之,致使银行实权全被孙家人掌握,所以中孚银行初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后来实际上成了孙氏家族的家族银行,为上海阜丰面粉厂、新乡通丰面粉厂、山东济丰面粉厂、哈尔滨滨丰面粉厂调度资金。这一方面反映了孙多森强烈的家族利益观念,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官场的厌倦和失望。
  中孚银行虽为商业银行,但经营的业务非常宽,有国内汇兑及押汇、国外汇兑及押汇、抵押放款、存款、私人保险箱、贴现、代募各种债券、货币交换、买卖生金银。其中代办国外汇兑业务(通过美国花旗银行、运通银行和日本帝国银行代办),在国内属首创,是第一家特许经营外汇的商业银行,足可知中孚的实力。
  由于中孚银行的创立,孙氏家族0现了一批银行业人员,如孙元方、孙仲立、孙锡三、孙蔼仁、孙观方等,我就业后也从事银行工作。中孚银行虽然后来遇到过几次大的危机,由于有阜丰面粉厂等经济实体作后盾,又有孙氏家族内部的合力,一直维持到全国解放,公私合营后逐步归入国家工商银行。
  孙多森1917年6月再次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裁,但因张勋复辟,动局动荡,未去就职,后来即被免去,两年后病逝于天津。
  [以上内容由"孤舟行"分享。]


相关院校:

同年(公元1867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19年)去世的名人:
伊拉里·增祺 (18511919) 满洲镶白旗 黑龙江

下一名人:何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