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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型伟


[公元1918年-2012年,我国著名教育家]
  吕型伟(1918~2012),我国著名教育家。新昌藕岸村(今属羽林街道)人,其父早逝,家庭困顿,刻苦攻读,1935年毕业于新昌中学,受“教育救国”口号影响,只身办学于东茗乡白岩村,招收学生81名,年龄参差,一身任数教。1937年,考取杭州师范学校公费生。杭州沦陷后,徒步行走四昼夜,到丽水省立联师,后考取浙江大学师范学院。1946年毕业后任教于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任校长的上海省吾中学,任教务主任,创办《中学时代》半月刊,每期发行5000份。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与段力佩同被派往接管市东中学,以中共党员身份任校长。面临恐吓,临危不惧,以“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信条,教育有方。历经“文革”磨难,坚持“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淡泊名利,不依附权势,热心于教书育人。
  “文革”结束后,中国教育百废待兴。1978年冬,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身份访问法国,后又到日本美国考察。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技术,令其眼界和思路得到拓宽,他把课堂教学称为传播知识第一渠道,将其他信息渠道称为第二渠道,提出二者并重,1983年发表《改革第一渠道,发展第二渠道,建立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文章,引起轩然大波,不少教育界领导公开反对。又写《再论两个渠道》,发表于教育部理论杂志《教育研究》,又引来争论。
  当时,全国中小学课程教材全国统一,学生同念一本书,同考一样题,称“一纲一本”,下面无权改动。吕型伟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使用同样课程和教材,又用同样考题,显然不科学。他担任全国教育部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在一次讨论全国课程教材会议上,提出“多纲多本”主张,并据理力争。最后达成妥协,同意教育部制定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
  但高考还是全国命题。新教材怎么编,编了谁敢用?吕型伟在1980年起想方设法争取到上海高考自主考试权。上海获得高考独立命题权之后17年,北京2002年也加入高考自主命题的行列。至2006年,全国16个省市试行自主命题,“全国一张卷”的局面被打破。吕型伟身居教育岗位要职,四处调研,深入教育一线总结经验,发掘人才,推广优,秀教育模式。从1985年起,先后在全国16个省、市、地区选择40多所中、小、幼学校,进行“21世纪中、小、幼教育现代化研究和实验”。北京的景山中学、上海大同中学、上海中学、上海市实验学校等都被列为试点学校,效果不错,并于1996年5月在昆明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得到国内外专家好评。
  在教育思想上,吕型伟主张开放、多元的教育体系的形成,认为教育除了服务于蔡元培所言的高等学问的研究之外,也要像老一辈教育家孟宪承所说的,那样,服务于民族与社会的发展。在其主持,上海教育时期,上海职业学校遍地开花,商校,、职校、旅游学校等为上海培养出大批会计、厨师等职业服务人员。
  因长期浸淫于教育领域,吕型伟对于中国的教育现状有深刻认识,一次接受《中国教育报》采访时,严厉批评弥漫在教育中的功利化、势利化和追求短期效应现象。提出出路在于将真正的人文精神引入到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中。主张孔子所言的“有教无类”的标准,预设每个孩子都是同等地具有成才的可能性,应该给予同等关切与鼓励,帮助他们寻找到适合其发展的道路。
  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市东中学校长,上海市教育局处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吕型伟在教育领域长期从事中小学教学、教育行政和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熟悉中国普通教育的微观和宏观情况,主编中小学各学科教学指导书共50余册,被国家教委作为指定用书,主编《建国后上海普通教育史》,发起并组织编写出版我国收词量最大的教育工具书《教育大辞典》,先后发表《创建两个渠道并举的教学体系》、《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等论文数百篇,担任国家级重点教育科研课题“二十一世纪中小学教育模式的实验与研究”负责人,指导全国十二所面向未来的实验学校。
  离休后每年讲学数十次,足迹遍于全国绝大部分省市,并多次率团赴欧美国家考察教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亚太地区中国普教专家称号,被誉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活化石”。生前关心家乡教育事业,在新昌中学建恩师亭,设英才奖学金。
  来源:新昌县史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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