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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邦


[公元1900年-1966年,革命烈士赵一曼丈夫]
  陈达邦(1900—1966),又名陈大榜,湖南长沙人;革命烈士赵一曼丈夫,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之兄;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1927年9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赵一曼认识并结婚;后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后被共产国际派到法国工作;1942年回国参加抗日斗争,未能接上组织关系而“自行-”;1950年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入党,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全权代表,赴苏联处理、协调人民币代印事项;1958年7月5日第78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任命为国务院参事;“文革”时,陈达邦被诬为“苏修派遣的特务”、“叛徒”,1966年被破孩致死,1979年平反昭雪。
  陈达邦,1900年出身于湖南长沙县的一家书香门第,在陈氏大家族中,排行老八。陈家与任弼时一家是姑婊亲,陈达邦曾和任弼时一起在长沙求学;陈达邦妹妹陈琮英,后与任弼时结为夫妻。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都觉得这是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好机会,便联名写信到长沙老家,动员陈达邦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
  陈达邦接信后,按照妹弟任弼时指引的途径,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26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党组织决定派陈达邦等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青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
  留学苏联当时选派党员去苏联学习,既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也是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和陈达邦一同出发的共有几十人,学员们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
  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宁。她是四川宜宾人,1927年初,经四川党组织推选,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汪精卫“七一五”-政变后,疏散到上海,经上海党组织选派,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李淑宁本是大家闺秀,因为晕船而呕吐得一塌糊涂,幸亏有组长陈达邦的精心照料,因而对其产生了感激之情。进入中山大学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李一超在国内没有学过外语,初进中山大学学俄语,方法不对,进步较慢,也是在陈达邦的启发下,改变了学习方法,提高很快。陈达邦天资聪慧,俄语、法语、英语成绩都很好,并且能够应用,苏联老师讲俄语,很多同学听不懂,他就主动当翻译,同学们佩服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院士”。据柳溥庆回忆,陈达邦还是中山大学名噪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该名词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产生)之一。
  陈达邦为人稳健,政治上比较成熟。李一超因为有他的帮助,两人都没有卷入中山大学的派性漩涡。二人长期相处,情投意合,经校方批准,于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结为伉俪。
  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北、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主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改名为赵一曼。
  李一超回国后,陈达邦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中山大学解散,陈达邦继续留在苏联,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同苏联印刷界有广泛交往。转赴法国1935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通过中共代表团调陈达邦去巴黎主持印刷业务,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陈达邦熟悉印刷业务,又懂法语,很快结识了不少巴黎印刷界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救国时报》的印刷质量。因此,吴老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能力非常看好。
  《救国时报》在巴黎共出版发行了152期,每一期、每篇文稿,都浸透着陈达邦的心血。当他亲手排印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之后,读了一遍又一遍,预感到国内抗战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从而感到无比欣慰;当他看到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出现在自己印刷的《救国时报》上时,受到极大的鼓舞。
  但是,他却无法知道自己的妻子李一超改名为赵一曼,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壮烈牺牲在日本侵略者的刑场上。
  1938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将《救国时报》迁往美国印刷出版,命吴老先行回国,进行必要的准备。陈达邦继续留在巴黎,等待接受新的任务。这一等就是4年。在美国出版报纸的计划一直没有消息,陈达邦只好靠自己的手艺,以经营印刷业务谋生。后来知道在美国出版报纸已经不可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也陆续撤离,陈达邦才于1942年从巴黎动身回国。陪都岁月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早年在湖南长沙开办纸印公司,北伐战争开始后,纸印公司迁到武汉。陈岳云的纸印公司是陈、任两家的一个联络点,两大家族的几十口人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还在国外,主要通过这个纸印公司进行联络,实际上这也成了中共秘密交通站。李一超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湖北宜昌生下一子,起名宁儿。去东北参加抗日之前,她和陈琮英一起,把宁儿送到武汉,托陈岳云夫妇抚养。在离开陈家之前,李一超抱着宁儿去照相馆照了相,给陈达邦写了一封信,表达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告知将宁儿放在五哥家中寄养的事,信封内装着她和宁儿的合影照片,一起寄往莫斯科中山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沦陷,陈岳云的纸印公司随着沦陷区大举内迁的浪潮,迁到了战时首都重庆。这时,纸印公司已改名为“中国印刷厂”,厂址设在重庆中华路官井巷3号,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法币。由于陈岳云的精心经营,中国印刷厂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在重庆印刷界颇有影响。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中央局在重庆印刷《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其它出版物,也曾得到中国印刷厂的帮助和支持。
  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在陈岳云家中,亲人久别重逢。五哥五嫂先把宁儿叫到陈达邦面前让他叫爸爸。这时宁儿已经十二三岁,高高的个子和他爸爸已不相上下。陈达邦把宁儿拉到自己身边,左看右看,搜索着那张照片的记忆。看到宁儿健康成长,陈邦达对兄嫂的精心教养,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抚摸着宁儿的头,轻声问道:“妈妈有信来吗?”孩子低头不语,五嫂长叹一声,没有言语。五哥示意五嫂把宁儿带开,自己和八弟进入内室,促膝谈心。
  陈达邦已经预感到不测。二人坐定,五哥慢吞吞地说:“一超和妹妹把宁儿送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停了停,看了弟弟一眼,接着说,“在武汉的时候,听说她去了东北,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和你通过信没有?”陈达邦说:“寄了一张宁儿两岁时照片以后,也一直没有通信。”陈达邦收到李一超寄去的照片之后,本来一直带在身边,抚慰着悠悠情思,直到去巴黎之前,担心遗失或被敌人搜查,才连同李一超写的那封信,一并存进了共产国际档案馆。
  在重庆,五哥尽力排解陈达邦的悲痛,并问起他在国外的情况。陈达邦谈得最多的是印刷上的事,特别提到他在苏联和法国掌握的最新印刷技术。五哥听了高兴地说:“我看你回来别的都不要干了,干脆和我一起搞印刷吧。”陈岳云在经营理念上,不以牟利为重,而把支持抗日放在第一位,很受客户欢迎。陈达邦在现有条件下,采用在苏联和法国学到的新技术,提高了印刷速度和印刷质量,使中国印刷厂的客户迅速增多,业务不断扩大。陈氏两兄弟声名远播,被誉为“印刷之王”。妻子之谜而关于自己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重大信息,陈达邦则是多年以后才得以知晓。
  1950年,电影《赵一曼》很快摄制完成,在全国上映;1953年5月,周恩来收到一封普通信件,内容是李坤杰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的下落。周总理看了又看,总也想不起这个李一超是谁,只好让办公室把这封信转到全国妇联代为查找。妇联主席蔡畅和劳动部副部长刘亚雄看信后,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况。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对李一超是了解的,但她无法将李一超和赵一曼两个名字联系到一起。宁儿已长大成人,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工学院工作,他知道自己的妈妈李一超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却也难以想象自己的亲生母亲就是电影中的赵一曼。
  惊喜来自四川。1955年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诉她:经过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希望能够了解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陈琮英接信后十分惊奇,立即回信告诉了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两家亲戚,相隔20多年,开始互通音讯。
  宁儿得知赵一曼是自己亲生母亲的消息,看到母亲在英勇就义前留给自己的遗嘱,一字一划地抄了下来,并把“赵一曼”三个字刻到自己的手臂上,狠下决心,一定要遵从母亲的遗教,忠于人民,报效祖国。
  1957年底,当陈达邦从苏联回国后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的消息时,更是百感交集。为了表达他对爱妻的怀念之情,应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馆”之约,写下了一段情深意笃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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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关系:
儿子:
董宪勋 (19091936) 革命烈士
陈岳云 民国时期印刷行业领袖
妻子:
赵一曼 (19051936) 抗日民族女英雄

相关院校:

同年(公元1900年)出生的名人:
俞德葆 (19001981) 我国著名眼科医生 浙江省绍兴新昌

同年(公元1966年)去世的名人:
储安平 (19091966) 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 江苏省无锡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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