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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祚


[南北朝][公元448年-515年]
郭祚介绍:

  郭祚,字季,北魏太原晋阳人。生于太平真君九年(448)卒于延昌四年(515)。原本是太原阳曲郭淮之后,怎么又成为太原晋阳人呢?这绝非史载讹误,乃支脉迁徙之故。当时晋阳为太原郡之治,郭氏由阳曲迁晋阳,同在一郡望,称其太原晋阳人,当在情理之中。
  史称,郭祚出于太原士族,家族显盛于魏晋,逮至其祖父郭逸时,两个女儿先后嫁于北魏献文帝朝司徒崔浩为妻。当是之时,崔氏亦为高门士族,崔浩为国之“三公”之一,他长于书法,多年为宦,以耿直敢言而饮誉朝中。郭、崔两大家族联姻,既属门当户对,亦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然而,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崔浩因编修国史秉笔直言,忤逆圣意,触怒太武帝拓跋焘,被满门抄戮。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时郭逸已死,其子即郭祚之父郭洪之,难逃诛连,也被杀害。尚在年少的郭祚侥幸逃脱,苟得一命。一落千丈的苦难生活,并没有使孤苦零丁的郭祚一蹶不振,而是在逆境中潜心立志,攻读经史,精心文章撰作,兼习崔浩书法,以诗书文章闻名于世。年方弱冠(20岁),便以文才被刺史孙小聘为书记。一年后孝文帝拓跋宏登基,被举为秀才,并在对策测试中名列“上第”,拜中书博士,步入仕途。很快,郭祚的才学品行得到孝文帝的赏识,转中书侍郎,迁尚书左丞兼给事黄门侍郎,成为皇帝近臣。史称,郭祚为官“清勤在公,甚见知赏”。某次,郭祚伴圣驾由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赴长安,经过郭淮庙时,孝文帝问郭祚:“是卿0所承耶?”郭祚答:“是臣七世祖伯。”孝文帝即赞:“先贤后哲,顿在一门。”即刻颁诏以太牢祭祀郭淮,并命郭祚撰写祭文。(见乾隆《太原府志》)此一例,即可见孝文帝重视汉文化,熟悉朝臣身世,志在改革鲜卑旧俗之一斑。
  中国历史上的北魏王朝,是鲜卑族拓跋部贵族所建。当是之时,北魏国都平城偏于北中国大同一隅,其政权残留着氏族制和奴隶制。这些落后因素都直接影响着北魏的继续强盛和祖国南北一统大业。-远瞩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志在王朝的巩固、国力的强盛和国家版图的扩大和统一。他深刻地认识到落后的鲜卑文化,落后的治政政体,仅依靠鲜卑族拓跋部,实现其宏图大略,是没有希望的。必须与中原的汉族世族势力加强联合,网罗中原汉民族中的优秀人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实施全面的汉化政策,才能真正使自己的帝国强盛起来。为达此目的,他破例任用汉族地主官僚中的知名翘楚,大刀阔斧地改革鲜卑积习,大量地吸纳中原汉文化。郭祚和朝中汉臣王肃李冲、崔光等人,先后得到孝文帝的提拔和重用,他们尽力支持孝文帝全面汉化的改革,认真筹划,积极献策,加深、加快了北魏大变革的成效和步伐。史载,郭祚“参谋帷幄,承禀注疏,特成勤剧。”(见《魏书》)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以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地寒风大,盛暑落雪,决定迁都洛阳,开始营造洛阳宫室。第二年正式迁都抵洛阳,第四年下诏皇室改鲜卑姓拓跋为汉姓元。郭祚因参与了迁都、改姓等重大谋划,被赐爵东光子。迁入新都后,孝文帝改革步伐不停,锐意于国家典章制度创新,实施全盘汉化。郭祚则注疏典章,制定和推行中原封建制和门阀制,权衡评定门第和官阶品级等等。他的过人精力,勤勉态度,行举实效,能力才干,深得孝文帝赞赏。此次改革,在郭祚的谋划下,划定氏族等级,出现了北魏汉族五大姓(范阳卢氏、清和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及陇西李氏)。


  定鼎洛阳、完成改姓、建置门阀后,郭祚又积极追随孝文帝征伐南朝萧齐,以侍中从行。孝文帝一生率军亲征南朝三次,郭祚均随行左右。前两次南征,虽无功而返,但在政治和军事上,造成极大影响,使南朝不敢北窥。郭祚也在两次南征之后,官拜尚书,进爵为伯。第三次南征是太和二十三年(499)。时孝文帝闻萧齐国内讧,遂坚持带病亲征,虽连陷萧齐南阳、赭阳(今河南方城),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孝文帝却积劳成疾,病卒军中。
  孝文帝的继承者宣武帝元恪,秉承其父治国方略,对郭祚青睐有加,擢升其为吏部尚书、并州大中正。景明二年(501)宣武帝深恨奸吏逃避刑罚,下诏“奸吏永避不出,兄弟代之”。郭祚以为不妥,有无罪被罚之嫌,遂直谏道:“法贵止奸,不在过酷。愚谓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悬名永配,于眚不免,奸途自塞。”意思是:“国家立法贵在惩奸,不在残酷(诛连)。我以为罪人既已逃亡,便看管住他的妻子儿女,张榜公布其名(通缉),永不赦其罪,奸人潜逃之途自然堵塞。”宣武帝闻谏,收回成命,采纳了郭祚的意见。
  郭祚为官清正,身为吏部尚书选拔任命官员极为慎重,即使发现优秀人才,也要考察权衡,斟酌再三,经他选用的官员大都称职,所以深受宣武帝信赖。宣武当朝16年,郭祚外任为使持节、镇北将军、瀛州刺史,旋转为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回朝则为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并州大中正,擢升尚书右仆射(副宰相)。
  延昌元年(512),郭祚以副宰相之职兼领太子少师,成为下一任皇帝之师。宣武帝则子承父志,进一步推进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的高层结合,提倡鲜卑与汉族通婚,实施考格决定官品升迁。郭祚在考格的颁定中积极筹谋,试行中悉心完善,最终促成考格制的正式实施。北魏的任官考格制是后来隋王朝科举制的滥觞,也是魏晋“九品中正制”的结束。从这个角度看,郭祚对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产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因此宣武帝更对郭祚恩宠有加,史载,“世宗(宣武帝)末年,每引祚入东宫,密受赏赉,多至百余万,杂以锦绣。又特赐以剑杖,恩宠甚深,迁左仆射。”(见《魏书》)
  郭祚连奉两帝,均受器重。逮宣武帝死,孝明帝立,代北勋臣贵戚于忠自恃有“安社稷之功”,迫使主持政事的王元雍,给自己加官进爵,擢车骑将军,赐常山郡开国公。当时新帝年仅5岁,于忠此举自有轻帝怠臣之嫌,遂引起郭祚不满。而郭也恃己为帝师,不把于忠放在心上,径派其子太尉、从事郎中郭景尚游说王元雍,欲将于忠外放做地方官。岂知王元雍首鼠两端,与于忠暗通款曲,导致于忠假传圣旨,将郭祚杀害。身为北魏重臣、两帝宠信、一帝之师、为北魏改革鞠躬尽瘁的一代谋臣郭祚,竟如此死于非命。
  郭祚被杀后,于忠之行朝野俱震。当年九月(熙平元年,公元516年)皇太后胡氏临朝,外放于忠为冀州刺史,罢除其尚书右仆射之职,惩其矫诏之罪。为郭祚昭雪、复名、复职、复爵。正光年间(520~525)又追赠郭祚使持节、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爵文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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