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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佩珍


[公元1920年-1974年]

王佩珍(1920~1974年),原名王钦章,山东省兴县窠刘乡王家村人,民国9年(1920年)出生于佃农家庭。9岁开始上学,读完4年级就失学务农。

民国27年,日本军队侵占山东。民国28年,王佩珍被选为该村青年救国会会长。民国30年当乡的青年救国会会长,并于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民国31年任乡的联防队队长,民国32年当王家村的村长、农会主任。在抗日救国中,他组织群众站岗放哨,锄奸反霸,减租减息,表现积极。

民国35年2月,他离开家乡,到新解放区齐东县曹务区委任组织干事。民国36年,任该区组织委员。同年齐东县被国民党军队侵占,人民政府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转移到黄河以北,王佩珍和少数精干人员留下来,坚持敌后游击斗争,打击敌特、还乡团。斗争环境恶劣,餐风露宿,忍饥挨冻,生活非常艰苦。形势紧张时,他们撤到邻近的青城县、高宛县境内。晚上常跑一百多里,回到本区散发宣传品,镇压还乡团,为贫苦农民撑腰。

民国36年11月,王佩珍参加中共渤海区三地委在高宛县正里庄进行的“三查三整”整风运动(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该村庄离敌人仅40华里,他们边学习边进行对敌斗争。王佩珍在整风中严以律己,搞好团结,共同对敌。民国37年2月,整风结束后,王佩珍任中共曹务区区委书记。他组织武工队,配合解放军,重新解放曹务区,重建基层人民政权,组织群众恢复生产。

民国38年2月王佩珍调县委任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动员干部南下,接管新解放区。他积极报名南下,在南下干部大队中先后任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等职。他以身作则,吃苦在前。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行军,才到达福建。

民国38年9月,王佩珍参加中共福建省委工作队,到福州郊区的阮洋乡做群众工作。他任中心组组长,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启发群众阶级觉悟,起来揭发当地大恶霸阮亨武的罪行,召开全省第一次有三千人参加的反霸斗争会,斗倒了恶霸阮亨武(后来有人根据这个典型素材,编成戏剧《九命沉冤》)。1950年1月,解放军要解放永安,王佩珍的工作队奉命接管永安。阮洋农民要求省委请他们留下来。王佩珍耐心地说服群众:“永安还有许多阶级兄弟在受压迫,我们要到那里去工作。”农民鸣放鞭炮,挥泪送别。

王佩珍于1950年1月30日到达永安,任中共永安县委组织部长,是县委领导成员之一,参与领导永安的剿匪、减租、反霸、土改、镇压-等群众运动。1950年冬,他步行到青水区领导土改,又和区委书记董文九走了30多华里,去偏僻的雪山村访贫问苦。这个小山村,过去外来的人只有抓壮丁的官兵和抢东西的土匪,这次竟破天荒有县区领导人来看望他们,群众莫不欢欣鼓舞。有位老农民杀了一只鸡招待他们,但王佩珍未吃一块鸡肉,临走时还留下一万元(旧币,当时干部每月伙食仅9万元)以补偿农民的损失。青水区西华乡的斗争比较复杂,王佩珍带领县人民法院的人员到西华,宣判不法地主罪行,支持农民开展土改分田斗争。当时环境恶劣,生活艰苦,有部分土改队员思想动摇,个别甚至回家不来。他耐心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安定队员情绪,终于胜利完成土改任务。

1952年,土改结束后,王佩珍主持举办整建党训练班,亲自讲授《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讲解《共产党员八项标准》。党训班结业时,发展永安解放后第一批共产党员。

1953年,他下乡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推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他经常到县委办的互助合作试点贡川新发冲陈木老互助组、林田黄发恩互助组,同农民座谈办初级社问题,与工作组研究办社的政策。

1954年,王任县委副书记,第二年改任县委第二书记。在合作化0中,他主张初级社转高级社要慎重、稳妥,不具备条件不要急着转,以免影响农业生产。1956年,他任县委书记,领导永安县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此后,他着重抓巩固农业合作社和推行农业新技术。他积极提倡间作稻改连作稻,单季稻改双季稻,这两项种植制度的改进,对永安农业增产起了显著作用。

1958年,省委先后派周超南、边圻任永安县委-,他改任第二书记或副书记,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积极协助-领导县委工作。在“-”中,刮起一阵浮夸风,他一再交待办公室:“要实事求是,不能多报产量,多报了,省委来调,我们拿什么给?”在“大炼钢铁”中,青壮年劳力都被调去炼铁,他下乡发现稻子黄了无人收割,便强调一定要安排劳力。把晚稻、蕃薯收起来。同年冬天《福建日报》刊登放开肚子吃饭的社论,当时农民都在食堂“吃集体”,他知道粮食有限,只提出“先试吃看看”,一试平均每天吃2斤米,他立即提出不能这样吃,要节约用粮。因此,第二年永安县农民的生活比那些“放开吃”的县更好安排一些。

1959年,在“反右倾”的压力下,永安县的领导终于把1958年的粮食亩产报成“跨纲要”(即亩产800斤)。国务院于1959年开会表彰“跨纲要”的县,通知永安参加,县委常委开会讨论由谁出席。因王佩珍是分管农业的书记,理应由他到北京开会领奖。但他不肯去,他认为永安亩产没有800斤,是欺骗毛主席。常委会开到下半夜,他还是不同意去,有的同志发了脾气,提出要报地委解决,结果在他未表态的情况下,作出了他去北京的决定。他从北京回来,将发给他的奖品全部交给公家。

1960年,国家遭到经济困难,有些地方社员自动包产到户。1961年春,王佩珍对杨作堂等同志说:“社员单干,不要急着去扭,不要耽误农时。”1962年经济形势逐渐好转,王佩珍又着重抓农业技术推广,曾到吉山、黄历、新冲等地搞试点。1963年,在吉山推广过磷酸钙时,由于施用过量,禾苗烧死,农民心焦,王佩珍赶到田头现场向农民表示:“县委在此试点,县委负责赔偿一切损失。”同时鼓励农技干部继续搞好试验,终于实验成功,在全县推广取得大面积增产效益。1964年6月15日,洪水涌进永安城,王佩珍日夜指挥抗洪抢险斗争,直到洪水退走为止。1964年10月,他率领一批干部到南安诗山公社,参加省委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普通队员一样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1965年又到宁化安远公社参加社教运动。

1966年夏,王佩珍被调到国家文化部工作,先到北京京剧团当工作组,后到湖北筹建文化部的干部劳动基地。不久,县里开展“文革”,他被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967年初,他被从湖北“揪”回永安批斗,身体受到摧残。1969年“清队”后,他作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下乡工作。1970年,任省农业科学实验站(今省农业科学院的前身)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团结科技干部,建立基地,担负保存因“文革”而频临灭绝的水稻、小麦种子资源,为以后育种打下基础。他热情支持杂交水稻的研究,福建省后来能培养出适合本省条件的不育系和新的杂交组合,取得全省大面积增产的效果,是与王佩珍当时的热情鼓励积极支持科技人员分不开的。1974年王佩珍因患癌症逝世,享年54岁。

王佩珍生活俭朴,开支节俭。解放初期,他可以享受中灶待遇,但他却在食堂和一般干部同吃大灶。困难时期,他不搞特殊,也得了水肿病。他自奉甚薄,但对有困难的同志却慷慨解囊,有不少同志得过他的帮助。廉洁奉公的永安县长赵泰然,因家庭人口多,经济拮据,1959年有一次要外出开会,身边缺钱,王就赠100元给他。王佩珍团结干部,不分亲疏。他严以律己,为政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开后门,不走后门,从未让家属看过一次公费电影,坐过一次公家小车。他调离永安时,没有带走公家的一点东西。县委送他一只樟木箱,他也不肯要。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永安干部无不痛惜。大家在怀念他时,总是不约而同地赞扬他的清正廉洁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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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名人:周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