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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寿铭


[公元1916年-1949年]
  孙寿铭,字寿铭,名义德,1916年12月出生于宁夏固原县彭堡乡隔城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出兵占领我国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同年冬天,年仅15岁的孙寿铭怀着抗日救国的愿望,投奔到国民党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新一军第十旅从军,驻扎在甘肃靖远县境内。从军第一年,他担任营部司书。第二年,旅部选派他到胡宗南创办的天水国民党中央军校西北分校学习军事。两年以后毕业,重新返回第十旅,先后任排长、连长和参谋等职。这期间,日本又出兵华北,进一步加深中华民族的危机,全国掀起抗日的新0,孙寿铭心急如焚,时刻准备上前线去保卫祖国。
  1937年7月,日本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大举进攻中国。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共同抗日新形势下,地方军邓宝珊组织抗日先锋队,孙寿铭闻知新一军第十旅要派出一个营,他就主动请缨,成为先遣队的一员。在先遣队中,他担任营长,连同先遣队被编入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十七师,开往山西的中条山同日军作战。因作战勇敢,不久,就被提升为副团长,但是国民党中央军认为他是地方军出身,不信任他,排挤他。1940年7月,他被调到西安受训。受训期间,他主动与家住西安的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杜斌丞先生接触,杜先生对中国民主、抗日前途和民族命运等许多方面的论述与观点,启发感染了他,使他深深体会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黑暗,在思想深处产生了共鸣。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次事件使他对国民党统治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当年他回到甘肃,刚开始被甘肃省保安处任命为庆阳保安副司令,随后调任甘肃省保安第二团团长,驻扎岷县。在任甘肃保安第二团团长时,他怀着争取民主,坚持抗战的理想和抱负,和营长唐曼陀,连长李俊楠、王坤一等一起秘密商议,准备于1941年8月13日举行武装-,建立西北抗日联军,反蒋抗日。但因组织不严,奸细混入,遭到破坏。唐曼陀逃亡陕西,李俊楠、王坤一被关押,他也被调兰州撤职,禁闭两月,这次-虽然失败,但并没有动摇孙寿铭追求民主和坚持抗日的信念。
  1941年11月,因无确凿证据,孙寿铭释放后,被分配到西北干部训练团当上校大队长。他厌弃“西训团”的反动教育,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和进行抗日活动,1942年春天,他离开“西训团”回到固原,在县城南关暂且定居。此时,国民党队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大批国民党党员、政府官员叛国投敌,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地方上官贪吏污,民不聊生。孙寿名义愤填膺,尽管居住固原,却频频奔走于西安、平凉兰州之间,寻访故朋好友,商讨大计,而且,在这段时间内,他还抽空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特别是阅读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及鲁迅的大量文章,这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
  1943年3月中旬,孙寿铭与唐曼陀一起,联络韩溥、张子明、高月波、贾镇藩、马彦彪等进步青年数十人在平凉成立“西北青年抗日民主促进会”,简称“西青会”,直属中国民主同盟领导,宗旨是“主张民主,反对-,主张抗日,反对内战”。“西青会”成立后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推选孙寿铭为会长,韩溥为秘书。会议制定了章程,纲领主要内容是“三反”:即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和“三不反”:即不反苏、不-、不反人民。会议结束后,孙寿铭就布置会员分散在各自工作单位或居住地进行秘密活动,联络吸收编余军人或进步青年,打入国民党军队或地方政府中,进行抗日民主活动,同时,孙寿铭和“西青会”的成员一起,组织支持当时活跃在大西北的其他抗日民主组织,并与他们联合起来,并肩战斗。
  1944年初,孙寿铭以“西青会”的名义,去甘肃庄浪与原新一军第十旅的同事马效德密谋,举事起义。不幸泄密,同事被捕遭杀害。平凉专员郭培师闻知此事与孙寿铭有关,向他提出警告。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并取消了原来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参加。随之,于1945年2月,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正式成立,杜斌丞任主任委员,领导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省的民盟工作。民盟西北总支部成立以前,杜斌丞为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而奔忙,于1944年秋曾来到固原,住宿在高桂滋第十七军军部,处在“孤愤”之中的孙寿铭,在固原见到了杜斌丞。杜先生向孙寿铭分析国内政治形势,讲述民盟提出的“亲苏、友共、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鼓励他积极联系进步青年,组织革命力量,反-、反内战、团结抗日。在杜先生的鼓励下,孙寿铭奋然而起,投入了新的战斗。
  1945年春,早年在西北军校一起读书的校友,联名向胡宗南推荐孙寿铭。胡宗南当即任命孙寿铭为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三八总部”)上校副官处长。他到平凉任职后,积极投身于抗日-,为中国民主同盟及中国民主事业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先后写了《人民至上论》、《西北新青年》、《西北农村建设》等文章,阐述他的政治观点,在民盟西北总支部创办的机关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除此之外,他还多次设法掩护国民党追捕的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安全转移,为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武装和游击队运送0弹药。是年8月日本投降,遵照杜斌丞的建议,取消“西青会”名义将会员全体转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在平凉,孙寿铭与担任平凉保安副司令的盟员任谦是邻居。1946年春,中共党组织派肖焕章到平凉从事地下工作,被在“三八总部”任职的邹凤生发觉。邹凤生知道肖的真实身份,就向“三八总部”告密。“三八总部”事先打听到消息,说肖焕章要去孙寿铭家,就派特务到孙铸铭家等着。其实,当时肖焕章正在隔壁任谦家。孙寿铭担心肖焕章到他家来,想去告知,特务又盯着他不放。孙寿铭急中生智,就利用去厨房为特务们提茶水的机会,让妻子田含英赶快到任谦家,通知肖焕章立即离开平凉。(解放后,肖焕章任甘肃警备第五团团长)孙寿铭还组织盟员杨宏毅在固原南关、韩溥在平凉北门巷租赁房子,挂出“利华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作为秘密联络,接应同志的据点。
  1946年夏,“三八总部”移驻河南。移防时,孙寿铭借总部让他在向河南接送武器之机,通过各种途径和关系,用物资现金等,从国民党部队在陕西三原县的后勤仓库中搞到一批武器弹药,计有步枪300余支,弹药100余箱,另有机枪、手枪若干挺(支)。让在第十七军当参谋的固原同乡申光裕,设法弄到第十七军的通行护照,装上火车,替他押运到陕西华阴华阴庙,交给党的黄龙山游击队。为了给党的地下武装和游击队提供武器,孙寿铭多方面开展工作。同年,他还将在临夏县政府军事科工作的邹锦文调到平凉县,并介绍加入民盟组织。邹锦文在平凉县军事科当科长,就以扩建自卫队为名请省保安处补充武器,从补充的武器中暗取长枪30余支,加上孙寿铭自己从平凉傅作义公馆联系买出的一些长短枪,一并给任谦,秘密运送到陇东工委高松山的领导的地下游击队。“三八总部”移防河南陕县后,孙寿铭的这些行动被总司令董钊察觉。董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将孙寿铭由上校副官处长调为少将高参闲置。
  1946年7月,蒋介石解放区全面发动进攻,不顾一切对国统区-进行镇压。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笼罩全国。在国统区-的低潮时期,孙寿铭多次向民盟中央常委、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报告、请示工作。经杜斌丞同意,他在河南陕县打电话联系甘肃的唐曼陀、贾耀如、师循丞到陕县,共同拟定了《西北革命组织大纲》,提出掌握地方武装,迎接解放军,加速西北的解放。不久孙寿铭被从部队裁减,编入西安军官总队。同年底,他从军官总队退役,奉民盟西北组织的指示,回到甘肃从事民主革命活动。
  1947年,孙寿铭从西安到平凉,邀任谦同赴兰州,着手落实《西北革命组织大纲》计划。这时,任谦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刚到兰州,即被特务盯梢。孙寿铭镇定自如,住在三青团的青年馆,出面和敌特周旋,秘密送任谦离开兰州回平凉。三青团甘肃干事长、特务寇永吉发现任谦已走,气急败坏地说:“孙寿铭有政治问题”。孙寿铭一笑置之。送走任谦以后,孙寿铭按原计划派唐曼陀、贾耀如、高月波、石挽澜等同志分赴陇南、河西、陇东等地开展工作,进入地方武装。之后,他从兰州回到固原秘密活动。孙寿铭认识国民党西吉县党部书记马辰。早年在“西训团”时,孙寿铭曾给马辰当过教官,他以师生之谊与马辰往来。马辰请他题字留念,他写了一张条幅赠给马辰,上面写着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路是人走出来的”。
  1947年3月20日,胡宗南占领延安的第二天,民盟西北总支领导人杜斌丞被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逮捕,接着,于10月7日被害。孙寿铭在固原听到这个消息后,异常悲愤。面对国民党的严酷统治,孙寿铭没有被吓倒。当时上级组织安排固原、平凉、天水、兰州等地从事地下斗争的共产党、民盟盟员大部分进入边区。许多人担心孙寿铭的安全,劝他“东去”(固原以东80公里处即是环县边区),他坚持留下来为民盟工作。写了《西北青年饥饿线上的呼声》、《纵横西北观》、《纵论西北现阶段》等文章,揭露国民党-和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反内战,反饥饿,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在盟员中广泛传阅。1948年夏,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命令甘肃调查统计室逮捕任谦。平凉专署视察邹锦文等人被捕,解往郑州。任谦脱离虎口,进入陕甘宁边区。同年夏天,孙寿铭被中国民主同盟甘肃支部增补为委员,负责军事联络工作。
  1948年秋,韩练成奉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之命,到兰州组建保安旅。韩练成早已倾向革命,了解孙寿铭的政治立场,就打电话让孙寿铭去兰州,准备让他担任参谋长兼第四团团长。当时,兰州政治形势十分险恶,孙寿铭接到电话后,丝毫没有踌躇,告别年迈的母亲,撇下不满周岁的独生女儿,从固原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往兰州。
  韩练成组建保安旅的行动,因受到蒋介石的亲信、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的阻挠而搁浅。这次,孙寿铭去兰州的目的,就是想进入地方武装团体,取得地方武装力量的一定领导权,为民主革命服务。韩练成未能组建保安旅,返回南京之时,孙寿铭就请韩练成出面向郭寄峤推荐自己。同时,他还亲自写文章陈述扩充地方武装力量的必要,送交郭寄峤。他所做的这些工作,都没有取得郭寄峤的信任,郭寄峤先是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委托他到酒泉担任保安副司令,被孙寿铭婉言谢绝。随后郭寄峤又采取改任孙寿铭为省保安司令部上校高参,留在兰州身边,对他的一举一动监视起来。在省保安司令部,孙寿铭一刻也没有中断民盟的工作。一方面同国民党军政上层官员虚与委蛇,一方面和留在兰州的民盟盟员魏自愚、许青祺、祁鼎丞等会商,通过各种关系向军界、政界的朋友做争取策反工作。并派盟员贾耀如去延安,把有关情况告诉任谦。有朋友见他处境危险,劝其离开兰州。当时甘肃省主席郭寄峤为了搜刮民脂民膏,继续与共产党内战,提出要在全省发行300万元银元“建设公债”。这件事遭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反对,有人称郭寄峤为“郭坨坨”。孙寿铭听了朋友的劝告后,在桌子上画了两个圈圈(表示银元),坦然地说“要倒郭坨坨。”
  1949年初,甘肃省参议会举行倒会。一些进步人士为了反对甘肃省主席郭寄峤发行300万元银元“建设公债”,会上固原参议员祁鼎丞(民盟成员,解放前被杀害)、海源县议员许青祺(民盟成员)等揭发了省府要员大肆-、准备携资潜逃的情况,使得郭寄峤设法下台。省参议会结束后,反对郭寄峤发行“建设公债”的行动还在进行,甘肃特务捕获中共甘肃工委工作人员陈希俊,审问时陈供出了孙寿铭在平凉经任谦介绍与他的两次谈话情况。甘统室和省联合保密处立即报告郭寄峤。特务王全章(联合保密处主任)、王富国(甘统室主任)还乘机进言:“祁鼎丞大闹参议会,背后站着孙寿铭。”郭寄峤早就想对孙寿铭下毒手,只是苦无证据,现在抓到铁证,他认为逮捕孙寿铭,既可镇压革命,又可替自己解围,当即签署命令逮捕。
  1949年2月16日,孙寿铭在民盟成员魏自愚家与高勉哉等研究部署工作,商定孙寿铭佯称母病,请假归省,打算由固原转道宁县、镇原一带,做地方武装策反工作。请假报告送出后,2月17日,固原的一些同乡在兰州励志路元顺楼饭馆备酒饯行。当时,特务一直跟踪着孙寿铭,在元顺楼吃饭时,特务在暗中监视着他,伺机下手。吃过饭,下午4点多钟,孙寿铭和老乡一起从元顺楼出来,慢了几步,就被几个特务劫持到一家小饭店。等囚车到后,他们把孙寿铭五花大绑,用布蒙上眼睛,装入囚车,直接押送到兰州著名的魔窟——大沙坪秘密监狱。在大沙坪监狱里,孙寿铭同敌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的斗争。
  6月1日是端阳节。监狱里的看守们猜拳行令,饮酒作乐。孙寿铭等以歌作掩护,由一个临洮的高个子削椽,其他几个有的监视外面,有的修容(因面容污秽出去不便行动)。窗子上第一层木椽已削断,正削第二层,不料被特务发现。一群宪兵破门而入,越狱行动失败。敌人为了追查主谋,对牢房的几个人进行严刑拷打,眼看大家都要死于非命,孙寿铭挺身而出,承认自己就是主谋,其他人是因过节思家想出走,并承认自己是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支部委员,他承担了全部责任,同牢房其他几个人得到了保护,有的人因受他的保护才活了下来,邹锦文就是其中一个。敌人弄清楚孙寿铭的真实身份后,仍然想从他口中得到甘肃民盟组织的活动情况及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情况,在孙寿铭身上用尽酷刑,最后一无所得。
  1949年8月,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风卷残云、摧枯拉朽之势,向兰州逼近,蒋介石的残余势力在逃亡之前大逞淫威,成批-革命志士。8月21日,敌人秘密将孙寿铭押到监狱西侧的一个土壕边上杀害。时年33岁。
  六天之后,兰州解放。兰州市军管会的同志和孙寿铭的生前战友一起,找到孙寿铭的遗骸,备棺安葬。
  1949年12月25日,固原县各界为孙寿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1950年12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支部在兰州举行了公祭。1973年,兰州烈士陵园落成后,迁葬园内。在悼词和挽词中,对孙寿铭的事迹作了高度的评价。中共甘肃省委-部的挽词是:“在甘肃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民盟员和共产党员的血流在一起。”中共平凉地委的挽词是:“青年先进,志节堪钦。”
  (薛正刘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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