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罗特·升允
升允(1858～1931)姓多罗特氏，字吉甫，号素庵，八旗蒙古镶黄旗人。光绪八年(1882)举人。二十六年(1900)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翌年春升任陕西巡抚。八月，在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全部撤走后，落难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起驾回銮。升允随扈进京，二十八年正月十九日(1902年2月26日)始回陕视事。三月二十五日(5月2日)，根据上年帝后在西安颁布的《新政上谕》和《兴学诏》，由护理巡抚李绍棻主持筹建的陕西大学堂(西北大学前身)正式开学。升允审定了大学堂所拟《章程》，于四月十二日(5月19日)草拟奏折，上报朝廷请求立案；四月二十四日(5月31日)，他又上一折，请求批准在大学堂内“设农务、工艺两斋”。光绪皇帝对陕西致力兴学很感兴趣，在升允呈送的两份奏折上都作了朱批。前一份请求大学堂立案的折子上批的是：“著即督饬认真办理，务收兴学实效。”后一份请准在大学堂设农、工两斋的折子上批的是：“农务工艺足厚民生，著即认真兴办，毋致敷衍。”升允为此兴奋异常，当即令藩司拨库银两万两，作为扩建大学堂专款。工程告竣决算，超支万余两，亦令尽数冲销。这是升允抚陕三年所办的为数不多的好事之一。
升允抚陕期间还办了一件好事，那就是不畏德国使臣威胁，力争陕西自办延长石油矿权。延长地下的石油，当地绅民早用以燃灯、制墨，只是由于地处偏远，近代工业尚未传入，不知大规模开采利用。然而，它却成了深谙石油价值的西方商人垂涎之地。二十九年(1903)新春刚过，受德国世昌洋行雇佣的大荔绅董于彦彪，就把一个叫汉纳根的德国人由天津带到延长，与延长贡生刘德馨等，私自订立了要在距县城五公里的烟雾沟开采石油的合同。他们在向延长县衙申请立案的禀呈中，有意隐瞒了采油山场系县书院公产官地这一事实。待省矿务总局派员勘查弄清-禀报巡抚部院后，升允于同年十月初八(11月26日)咨呈外务部称：“陕省矿产久为外人艳羡，以致率请开采者颇有人在。此次于彦彪等凭一纸空谈，引他人以干预，更指书院公产为私相授受之计，按诸定章，诸多未合，于地方亦实有窒碍。”咨呈说，开采石油自系陕省应办之事，已饬矿务总局筹设公司，于彦彪等所请，“应毋庸议”。于彦彪和世昌洋行不甘心这样的结局，不断向德国驻华公使穆默编造谎言，引得穆默三番五次函照外务部，外务部按升允历次咨呈-一辩驳后，德使竟以德国世昌洋行对烟雾沟油矿有“寻觅之功，请办之理”，如该行请办不准，则陕西官商亦不得自办相威胁。
三十年十月十三日(1904年11月18日)升允再次咨呈外务部，说明陕西矿局已筹得本银一万两，委员试办延长油矿，“事在必行，势难中止”。这是“以陕西自有之利，行商政自主之权”，岂容他人干预；并下令缉拿于彦彪。于彦彪与世昌洋行仍不甘心，又唆德使于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1905年4月20日)再次照会外务部，坚持“延长油矿应由德商世昌洋行承办”的无理要求。外务部当即予以驳复：“此事既经该省筹款，由官商自办，该行(即世昌洋行)并无准办之据，即不得再有争执。”总算为这场持续了两年多时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虽然此时升允已调离陕西，但他为争取陕人自办延长油矿所做的努力，还是见了成效的。
二十八年(1902)初夏，就在他为陕西大学堂设农、工两斋事上奏朝廷之后不久的一天，得知维新派志士、原监察御史宋伯鲁被革职后潜回家乡礼泉，就赶忙向清廷呈送了《请将宋伯鲁永远-折》，致使宋被囚近三年。二十九年(1903)冬，也就在他为争取延长油矿自办向外务部频繁递送咨呈期间，得密报知反清志士于右任的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出版印行，遂又以“昌言革命”的罪名上奏清廷，请求“查拿究办”。幸于右任在河南开封参加礼部会试，收家中密信后逃往上海，改名换姓，始免遭缉捕。正是由于升允的忠心，博得朝廷喜爱，于三十一年正月(1905年2月)调任代理闽浙总督，同年三月初四(4月8日)正式就任陕甘总督。三十四年八月初一(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就连清廷采取的这个为了 革命、拉拢资产阶级上层，实际上依然保留皇统、皇权的措施，升允也表示坚决反对。清廷只好忍痛割爱，于宣统元年五月(1909年6月)免去了他的总督职务。他遂携带眷属由兰州移住西安“满城”(清代西安府城中满族人居住的内城，有城墙：南面自今东门至钟楼，西面由今北门至钟楼，东面、北面以府城墙为墙。民国初年拆除了南墙、西墙，重修了今东大街与北大街)，奉命管理在西安北郊草滩屯垦军田的部分八旗兵士。
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爆发时，升允正好去草滩办事，未在城中。为保护其住在“满城”的家属的安全，他向陕西革命军捐银两万两并致函声言赞成革命。仁慈的革命军保护了他的眷属。他本人却在派出仆人持银两及信函与起义军联系的同时，只身逃往甘肃平凉，电告陕甘总督长庚，表示誓死效命清廷。经长庚举荐，清廷命升允署理陕西巡抚，督办军务，镇压陕西反清革命。升允日夜兼程赶到兰州，与长庚迅速组织甘肃清军马安良、张行志等部共40余营兵力，分南、北两路进攻陕西。升允命张行志指挥南路军进攻陇州(今陇县)、凤翔，自己率马安良、陆洪涛、马周仁等部共2 3营为北路军直扑长武。与此同时他又电告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声称“世受国恩，自当督率将士勤王”。袁迅速回电令他“认真防御，幸勿轻离”。升允气焰更加嚣张，连克长武、州(今彬县)，杀人如麻，后在乾州(今乾县)一带与陕西革命军展开较长时间的拉锯战。
升允坚决反对南北和议。他1912年1月6日致电清王朝咨政院，指责代表袁世凯参加和议的唐绍仪等人与南方革命政府签订停战约是“长寇志，慢军心”，要求清廷定唐绍仪等人“庇匪之罪”。2月12日，清帝退位，升允愈加仇视革命，疯狂进攻陕西民军。2月13日，坚守乾州的陕西革命军兵马都督张云山派行营执事官雷恒焱为代表，赴乾州十八里铺面见升允，告知南北和议成功，要求双方停战。升允不仅不听，反而下令把雷恒焱割耳削鼻挖心之后，弃尸于荒野土窖中。接着命令以一部继续围攻乾州，主力攻占礼泉，进兵咸阳。退守咸阳的陕西革命军标统丘彦彪派曾任过升允卫士的先锋总队长朱长春前往礼泉，劝升允罢兵和谈，升允竟下令把朱长春钉死在礼泉东城门上示众，并将俘虏的革命军全部处死。升允的惨无人道激起了各方人士的强烈愤慨，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明确指出升允实为“民国公敌”，要求袁派兵援救陕西革命军。于右任也致电袁世凯指出，“升允涂炭西北之人民，扰乱五族之平和，及今不除，后患滋大”。在各方压力下，袁世凯下令河南毅军赵倜部赴陕增援，段祺瑞给陕西革命军拨发武器弹药，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山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革命军派兵援陕。在这种形势下，马安良与陕甘军务处总理彭英甲始同意与张云山签订协约，停止战事。
1912年3月7日，陕西军政府派曾与升允交谊深厚的乡贤名士牛兆濂、张晓山前往礼泉与升允谈判议和，升允放声大哭，痛骂袁世凯误国，并说：“现今皇上退位，我已无君可事，惟有一死以报圣恩。”3月10日，升允撤离礼泉，但他欲迎溥仪、建立偏安西北小朝廷的幻想仍未破灭，到平凉后又于3月20日致电袁世凯，要求由他取代张凤翙陕西都督职务，袁未予理睬。这时甘肃亦宣布共和，升允只好带着家眷逃往西宁，以后辗转经沙俄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等地-到日本，参与宗社党复辟清王朝的活动，成为宗社党的重要人物之一。1913年春潜回库伦(外蒙古旧地名，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纠集旧部并勾结沙俄及蒙古王公阴谋起兵恢复亡清，未得逞；同年12月又潜入青岛，继续进行复辟活动。1917年升允在青岛拜访日本守备军司令官大谷寻求支持，到上海找郑孝胥秘密商议，还致函正率兵入京的辫帅张勋，要他抓住“机会”，“宣言复辟”。7月1日，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这位末代皇帝没有忘记升允为复辟多年奔波的功劳，第二天即授他以“大学士”。然好景不长，7月12日复辟失败，升允再次亡命青岛等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死于天津租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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