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康
彭康(1901～1968)原名子劼，又名坚，号嘉生。江西萍乡彭高镇(今属江西上栗)人。1919年萍乡彭高镇(今属江西上栗)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入鹿几岛第七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文科。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内风云突变。刚刚修完帝国大学全部课程的彭康，急切地希望早日返回祖国参加革命斗争。他顾不得撰写毕业论文，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学位证书，于同年秋天回到了祖国。11月到上海，在-下参加文学团体创造社，从事《文化批判》等刊物的和出版工作，撰写了有关文艺、哲学方面的理论文章，诸如《哲学的任务是什么》《科学与人生观》《新文化的根本任务》《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等。此时，他还在上海艺术大学、群治大学兼任哲学教授，利用讲坛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革命的大众的文化艺术，号召人民“学习辩证法以清算一切反动思想，解决一切紧迫的问题”，成为当时文艺评论界有一定影响的人物。1928年5月彭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曾任创造社中共党团成员，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代理书记等职。同年底，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员。
1929年，彭参加中共闸北区委、中共沪中区委工作期间，先后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等著作；还出版了文集《前奏曲》。就在他紧张进行译著之时，创造社被国民党封闭。他即与鲁迅、夏衍等组织成立反帝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等组织，继续与反动势力展开斗争。
1930年4月，彭因收藏遇害同志遗留的0，不慎失密被捕。租界临时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意图推翻国民政府，组织-，进行违反-宣传”的罪名判了他七年刑。在提篮桥监狱，他虽饱尝肉体折磨，被搞得妻离子散，但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利用一切机会向难友们宣传共产主义真理。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彭获释出狱，恢复了中共党籍，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宣传部部长，安徽省工委书记，鄂豫皖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等职，为抗日根据地建设做出了贡献。1941年5月，彭调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调查研究室副主任，主办《江淮日报》，华中局党刊《真理报》。华中党校开办后，彭任副校长(刘少奇为校长)，后兼党委书记。1945年春调任建设大学校长，曾讲授《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等专题课程。
1945年12月以后，彭先后被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文化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党校校长，中共渤海区委副书记、华东大学校长等职。在战争年代，他长期战斗在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岗位上，不仅熟悉党的办学传统，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掌握了严谨的治校艺术，为他解放后在高等教育战线做出卓越成绩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大学与原国立山东大学合并为山东大学，彭被任命为校长。此时，他仍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党校校长，还担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文教委员会主任。1952年9月，彭作为中国文化教育考察团副团长，赴东欧六国和苏联考察，历时七个月，1953年4月1日回国前，他被任命为设在上海的交通大学校长兼校中共委员会书记。
经过1952年院系大规模调整的交通大学，已成为一所完整的机电类工业大学。彭到任后，发扬老交大的优良传统，借鉴苏联和东欧的经验，加上他战争年代办学的实践，领导师生进行全面教学改革，提高了交通大学的教学水平与学术水平，不仅满足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也为以后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打下了基础。
1955年，国务院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际形势调整工业和教育布局，决定交通大学自1956年起内迁西安。4月9日，彭接到高教部电话通知后，即召开校党政领导班子会和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进行传达，并多次与教师、职工、民主党派成员座谈，阐明迁校意义，进行思想动员；还亲赴西安勘察新校校址，组织师生员工和家属代表去西北参观。在绝大多数人员拥护国务院决定的前提下，彭主持校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迁校问题的决议》。按照决议，彭一边督促西安加紧新校建设，一边组织迁校工作的领导机构与工作机构，做好搬迁前的准备工作。到1956年暑假，10万平方米的新校舍在西安落成，6000名师生员工和家属由上海搬到西安，加上当年面向全国招收的200 0名新生，西安校区已有8000人，第一期搬迁任务按计划完成，留在上海的1000余名学生和几百名教师，计划在1957年暑假全部迁完。
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和沿海工业内迁计划的调整，交通大学部分师生对迁校的必要性产生怀疑。这种怀疑到1957年中共开展整风时一下迸发出来，大部分人认为迁校没有必要，并要求把已经迁到西安的人员和物资搬回上海。彭耐心听取各种意见，并成立五人小组研究处理迁校问题，5月19日又带上汇总起来的意见赴京汇报。6月4日，周恩来在京召开中央有关部委和交大代表出席的会议，对交大西迁作了长篇讲话，提出坚决搬往西安、全部迁回上海和愿留西安的留在西安三种方案交交大师生讨论。彭等回沪后，传达周恩来讲话，发动师生继续讨论迁校问题。在高教部、中共上海市委、中共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下，讨论至为热烈，但意见难趋统一。彭看全部西迁已无可能，回迁上海困难更大，自愿支援西北等于一句空话，遂根据杨秀峰部长6月23日提出的“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的建议，在6月25日的校常委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交大，两个部分，一个系统，统一领导”的方案，得到校委、党委的一致通过和广大师生的赞同。这一方案很快得到高教部和国务院的批准，到1958年暑假，交通大学的西迁任务顺利完成。
此后一年，交通大学分设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忙坏了彭康这位一校之长。他以饱满的热情在两地奔波，较好地完成了院系调整。随着高等院校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交大的西安部分和上海部分又都被确定为全国的重点大学，教育部于1959年6月呈请国务院，拟将交大的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独立成两个学校，上海部分改称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部分改称西安交通大学，彭康任西安交大校长。7月3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9月23日，彭在西安交大全校大会上宣布国务院文件时说：一个大学变成两个大学，这是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更便于今后的继续发展。
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彭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即使在最紧张、最繁忙的时刻，他也没有忘记教书育人这个教育工作者的根本职责，一直在探求中国社会主主义高等教育的规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诸如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教书育人这个中心，培养又红又专高质量的科技人才是学校的根本任务，等等。在1958年教育革命0现“左”的冲击时，交大虽然也受到影响，但比较能够稳住阵脚。彭对以“劳动代替课堂教学”、以生产代替科研的做法，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并引导师生总结经验，尊重教学规律。他强调“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学生是接受间接知识的，教学不一定要从实践开始，应先传授知识、理论，然后在实践中去验证、运用”。他曾多次纠正不尊重知识分子，要专家、教授写血书、“拔白旗”等错误做法。他要求学校从事党政工作的同志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他说：“政治挂帅”，就是要“政治与业务相结合，把思想工作做到业务里去，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业务里有许多思想工作，有许多思想问题要解决，解决好了业务中的思想问题，也就是政治统帅业务了。如果不这样，政治就会脱离业务，政治就会落空。”他对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方面鼓吹的那一套 做法作了 ，说：不要讲毛主席语录进课堂，应该是用毛泽东思想去指导教学与科研工作，走 不好，应该实事求是。为了提高广大青年学生的文化素质并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他在1964年共青团西安交大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号召青年学生在“创三好”的同时，还要努力做到“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造成生动活泼的、民主的、有纪律的、心情舒畅的学习环境。在他的努力下，交通大学从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到分别独立建校，既保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特别是西安交通大学，经他多年辛勤培育，使其在大西北生根开花，成为中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和重要的教学、科研基地。彭也因此被人们誉为西安交大的奠基人。彭到陕西后，还兼任中科院陕西分院副院长，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席。
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彭便被诬为“三反分子”，遭受批斗。1968年3月28日上午在游斗中被破孩致死。1978年，中共陕西省委为他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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