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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士才


[公元1928年-1979年]
  吕士才(1928—1979),1928年12月15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县皋埠镇。他家里曾开小油烛店。10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小油烛店倒闭。1938年,日军占领绍兴,家乡沦陷,他仅读到小学3年级就失学了。为了维持生活,他14岁就到上海方斜路49号的大生烟纸店当学徒,为老板洗衣、烧饭、抱小孩、倒马桶,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后来,烟纸生意清淡,老板将他辞退,他只好卷起铺盖回到家乡。16岁那年,吕士才再次去上海谋生,在北海路232号的百灵药房当练习生。除了白天做买卖外,一有空闲他就躲在小0里埋头读书。1947年,他考取了药联高级药学职业补习学校,还参加了格致中学夜校部的高中学习。1949年,吕士才毕业于高级药学职业补习学校,并获得了药剂士的资格证书。
  怀着翻身的热望,吕士才迎来了上海解放。1951年,他考取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成为一名军校学员。很快,他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上面写道:“入党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把自己的一切献身于党,把自己投入威严的斗争行列,是参加到为了使人民的生活由痛苦、贫困而转向幸福的事业。”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刻苦攻读,积极工作,曾获得“优秀共青团员”奖励一次,荣立三等功两次。1953年12月,他在新生医科大队第一个被吸收入党。1956年,吕士才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骨科工作。此后20多年中,他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全身心扑在工作上,曾多次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人们称他是一个“忘我工作的人”。
  吕士才用毕生精力去掌握医学知识,对医术精益求精。为了临床需要,他刻苦钻研业务,在科研工作中不计报酬,不求名利。除上大学时学过俄语外,他还自学了英语和日语,又利用业余时间攻读了德语,曾先后翻泽了《关节病大全》、《骨病》等外文书籍。他和同志们一起研制了遥控监护仪,半导体热敏测温计,还投入了“骨粉合胶”的研究。在著名骨科专家屠开元教授指导下,他苦练小血管吻合术,先后成功地做了14例断指再植手术,并撰写了《断指再植后的肾功能衰竭》等学术论文。
  1979年1月,长征医院决定派吕士才带领手术队,赴对越自卫反击战作战前线,执行战地救治任务。接到命令后,吕士才当即表示:“决不辜负组织期望,保证完成任务。”当他的爱人、同院妇产科主治医生潘荣文听说丈夫要出征,既感到光荣,又为丈夫的健康状况担忧。前不久,她因作染色体遗传和病理变化研究的需要,抽取了丈夫的血,用于做与患者的血的对比试验。没想到,当她把丈夫的血样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后,发现很多染色体竟是畸形和残缺不全的,这是一种极可怕的现象。此时,连想到吕士才近来经常出现腹痛、便血等情况,有时一天大便七八次,肛周脓肿,如此状况,都是癌变的征兆。为此,潘荣文耽心不已。
  即将离别时,潘荣文不得不说出埋在心中好久的话:“老吕,你还记得那次我取你的染色体做的对比试验吧,联系你最近老是便血的症状,我真担心是癌变的症候。”吕士才却很动感情地说:“我当兵快30年了,还没有真正上过战场。党一手把我培养起来,大敌当前,应当挺身而出。这点病有啥了不起!”听了丈夫的这一番话,妻子还有什么话好劝慰的呢?潘荣文只得抑制住自己对丈夫健康的焦虑之情,鼓励丈夫说:“你为国带病上前线,我在后方也要搞好科研为国争光。”
  吕士才十分感谢妻子的支持,告诉妻子说:“再大的困难我都能克服,如果我在前线牺牲了,那就为革命尽了最大的义务,你不要难过。如果我不死,回来继续写《骨肿瘤》一书,你把资料给我保存好。”
  1979年1月8日,吕士才抱病带着手术队来到广西前线,在离边境8公里处的33野战医院安营扎寨。2月17日凌晨,对越还击作战打响了。这一天,吕士才从上午8点开始就站在手术台旁,不停地给伤员清创、止血、缝合、固定、包扎,顾不上休息和吃饭。送来的稀饭牛奶,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他都顾不上喝一口。芭蕉、青竹簇拥着的手术帐篷里,临时用学校课桌拼成的手术台是那么的低矮。身高180米、眼睛深度近视的吕士才,只得低低地弯着腰工作,时间一长,腰便痛得像断裂似的。他请别人给他束上金属支架腰围,一分钟也不停止手中的工作。孰料,腰痛未消,剧烈的腹痛又一阵一阵地向他袭来。汗珠不断从吕士才的额上沁出,他是多么需要休息一会儿啊!可是,时间就是伤员的生命。他全神贯注地做着手术,直到实在坚持不住了,才举起戴着橡皮手套的双手,用双肘顶住腹部,在手术台前稍稍蹲上一两分钟。同志们劝他歇一会,他说:“战士在流血,我不能离开。”护士设法找来了一张凳子,吕士才一只脚踏在凳子上,用来缓解腹部的剧痛,一面仍顽强地坚持进行手术。就这样,他在手术台上一连干了17个小时,直到再没有伤员抬进手术室为止。可是,当他走出手术帐篷时,发现还有一批伤员在等待手术。吕士才忘了自己的饥饿和疲劳,急切地将伤员一一扶进帐篷。当他将最后一个伤员创口处理完毕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4点多了。这时,他已经连续工作了20个小时,做了90多例战地手术。
  2月29日,手术队正在紧张的工作,突然接到紧急敌情通报:一股被打散的越军计百余人,正朝医院方向逃窜,医院必须迅速做好战斗和转移的准备。当时,大部队正迅速向前推进,医院没有警卫部队,只有机关和炊事人员的6支冲锋枪和民兵的6支步枪,医护人员还要掩护伤员隐蔽。另外,还有3位骨科伤员急需手术处理。2号手术帐蓬里,一双双期待而焦急的眼睛紧盯着吕士才。医院领导劝他先隐蔽,等敌情解除后再做手术。吕士才却说:“你们赶快组织伤员隐蔽,刚运来的3位伤员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耽误了时间,就会造成他们终身的痛苦,我必须抓紧给他们做手术。我们即使牺牲了,也决不能离开伤员!有我们在,就有伤员在!”在吕士才的一再坚持下,医院领导决定留下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协助吕士才就地为3位伤员动手术。等到吕士才带领大家做完最后一例手术走出帐蓬时,兄弟部队及时赶到了。这一幕,多么像当年的白求恩大夫在抗战前线冒死救伤员的英雄行为啊!
  2月24日,吕士才带领医疗队全体队员,来到四面环山、地方狭小的越南东溪镇。正遇连绵阴雨,道路泥泞,给养一时供应不上,附近山头还有残留越兵不断打冷枪、放冷炮。吕士才带领大家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开展工作。没有电,就用蜡烛和手电筒照明;没有水,就组织大家冒着生命危险,到山沟里去挑。吕士才眼睛不好,在漆黑的风雨之夜,让其他同志搀着,摸着走上公路,在医疗队的汽车上为伤病员处理伤口。在东溪镇的7天7夜中,吕士才和手术队的同志们,成功地进行了开颅血肿清除、气胸封闭、剖腹探查、半结肠切除、小肠切除吻合、肝修补、四肢大血管探查修补等有相当难度的手术,使82%的伤员及时得到手术,手术率比上级规定的标准高出一倍以上。
  吕士才说:“我始终只有一个信念,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个人的一切。我热爱党,只要党需要,我可以不顾一切,我绝不吝啬自己的生命!”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3月3日,手术队后撤回国境线内。由于过度劳累,饮食不济,加上环境艰苦,吕士才的病情加重了:腹痛一阵紧似一阵,便血的次数增加到每天八九次。但他靠着大量服用黄连素、癫茄片等药物,以顽强毅力克服病痛,坚持工作。一天,前方送来一位因肩部中弹,肱骨粉碎性骨折而造成动脉和神经严重损伤的伤员。按常规,为了保住伤员的生命,必须马上进行高位截肢手术。出于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吕士才想到的是不仅要保住伤员的生命,而且要保住伤员的肢体。他坚持要给伤员做血管缝补手术,在手电筒照明下,吕士才聚精会神地用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缝线,一针又一针地修补着血管。为了减少伤员的痛苦,他侧转着身体,半个0坐在凳子上。在手术中,他不断改变着自己的位置,以使伤员免于移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伤员腋动脉上的3个洞都修补好了,血液又开始在伤肢里流动。手术成功了,伤员的生命得救了,肢体也保住了。可是,吕士才坐过的凳子上却留下一大滩因肛周脓包破裂而淌出的血水。
  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吕士才用自己的手术刀,使数以百计的伤员转危为安。可是这些得到及时救治的伤员怎能想到,给他们做手术的吕医生,却延误了白己的病情。一天,吕士才在洗澡时,偶然摸到自己的腹部有一个明显的包块。当了20多年医生,并且致力于肿瘤研究的吕士才知道,这是恶性肿瘤,但他依然神情自若,毫不惊慌。在同志们的再三催促下,吕士才作了一次检查:血色素只有7克,结肠部有明显的包块,便血已经增加到每天9—11次。吕士才-住院了。医院决定给他输血,但他怎么也不肯接受,他说:“伤员需要大量的血呀!我吃点药就行了。”在病房里,他只是当了个挂名的病员。除了一天三餐饭在病房吃,晚上去病房睡觉,平时很难在病房里见到他的身影。当他看到二外科还没有显微外科时,就建议立即开展起来,并亲自写信到上海,帮助解决了一套显微外科器材。他带着在前沿阵地记录的数百个病例的笔记本,从一个病房查到另一个病房,询问在前方经手术处理过的伤员治疗后送效果如何,有没有并发症,还需要作哪些改进。吕士才住院前管理的病区有个患骨瘤的病员需立即做截肢手术,否则癌细胞扩散,会危及生命。吕士才老惦记着这件事,住院第3天,他竟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坚持给这个病人做了手术。手术结束后,他累得再也站不住了,在同志们的搀扶下回到病房,倒在床上。谁能料到,这竟是他一生中做的最后一例手术。
  在吕士才心目中,4个多月的前线生活,是他一生中最为自豪的一段时光。在病危时,吕士才说;“我最开心的就是医疗队胜利地回来了,每个人都受到了锻炼和考验,政治上收获不小,我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中央慰问团领导同志高度赞扬33医院二所“出国最早,工作最好,照顾周到,治愈率高。”吕士才带领的手术队被赞誉为“思想好,作风硬,技术精,纪律严”的队伍,荣立集体二等功,吕士才本人也荣立二等功。手术队7名队员中,有4人立三等功,3人受到嘉奖,还有两人在火线光荣入党。
  5月13日,手术队胜利返回上海。
  5月16日,吕士才住进了医院,经过全面检查,确诊是结肠腺癌。5月26日,由肝外科专家吴孟超教授给他做手术。当吴教授打开腹腔时,聚集在手术室的领导、医生和护士都呆住了:左右两肝叶满布灰白色隆起,结肠腺癌已转移到两肝叶。大家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吕士才却依然十分乐观和刚强。他对许多前去看望的同志说:“一个共产党员活着就要为党工作。得了癌症,更要抓紧时间为党的事业奋斗,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手术后,吕士才的身体十分虚弱,医生劝他一定要好好休息。但他哪里躺得住啊!在这些日子里,他坚持测绘了战时微型手术器械图纸,带给上海手术器械总厂研制;他还审阅、修改了《手术队在一线医院工作几点体会》、 《一线野战医院救治四肢火器性骨折的体会》等8份经验总结材料。一只手在输液,他就用另一只手拿书,让护士一页一页地翻,认真阅读、研究各种医学杂志和资料,继续撰写《骨肿瘤》一书……
  10月下旬,死神像恶魔一样折磨着吕士才。他的肝脏,在超声波图象显示中已开始液化,肿瘤开始糜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断断续续地对亲属和医护人员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几句话:“我死后,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骨灰含有大量的有机磷,是很好的肥料,把它支援农业建设,作为我对四化建设的最后一点贡献……我要学习周总理……”
  1979年10月30日,吕士才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噩耗传开,同志们无不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
  吕士才逝世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翻拍放大的骨瘤资料照片就有628张;肿瘤、全身性疾患、骨肿瘤照片底片,分门别类夹在本子里,叠起来竟有一尺多高;还有他收集的大量资料汇编以及译稿《创伤组织修补》、《骨膜与滑液》等。他潜心撰写的包括有骨瘤、骨样骨瘤、骨母细胞瘤等72个章节的《骨肿瘤》一书,已完成初稿,有的章节写了三四稿。
  为了表彰吕士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和模范事迹,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批准他为革命烈士。1980年2月13日,-发布命令,授予吕士才“模范军医”荣誉称号,-领导同志在总后勤部召开的命名大会上,称赞吕士才是“雷锋式的战士”、“焦裕禄式的干部”、“白求恩式的大夫”、“新时期优秀共产党员的榜样”。总后勤部党委、国务院卫生部、上海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团市委、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党委等都分别作出了向吕士才同志学习的决定。
  (潘荣芬王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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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公元1979年)去世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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