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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建辉


[公元1963年-1990年]
  卢建辉,1963年3月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二十七团马场。父亲是塔里木盆地北缘的第一批开垦者,为开发和建设新疆,贡献了青春和大半生的心血。
  1970年,卢建辉入小学读书,他爱学习、守纪律,善于思考,学习成绩优异,从三年级开始当班长,直到小学毕业。他关心集体,热爱劳动,有互助精神,很受老师、同学的喜爱。
  1981年10月,卢建辉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军。入伍后,分配到武警阿克陶县边防布仑口边防派出所。布仑口,汉语意为大风口,这里海拔3700米,高寒缺氧,日照强烈。战士们称这里是“山高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空气吃不饱,四季穿皮袄”的地方。长年驻守在山上,看不到鲜花绿树,听不到鸟语兽喧,只有冰山雪峰相伴。物质生活十分艰苦,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执勤任务非常繁重。但卢建辉未被艰苦环境所吓倒,安心边防,积极工作,刻苦训练,模范地完成各项任务,受到大家的好评。后来,他被调往炊事班,又全身心地扑在为部队改善伙食上,三年没有下过一次山,没回过一次县城。由于他表现突出,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1984年2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宣誓时,他激动得流下眼泪,并暗自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的事业,献给祖国的边防。
  1984年6月,由于工作需要,边境一线需要业务骨干,组织上安排他下责任区工作。那里自然条件艰苦不说,任务艰巨,还要和牧民同吃、同住,共同负担设伏、放哨、执勤任务。卢建辉不仅克服了生活和语言上的障碍,还和牧民交上了朋友,胜利完成了三个月的执勤任务,受到上级表扬。由于他的突出表现,服役期满后,上级决定他继续留队,代理司务长职务。
  布仑口派出所驻地离县城280公里,山道崎岖难行,险象环生。中间一段80公里的河滩路,11个大河滩,30多道弯,斗大的石头一个挨一个,汽车走在上面,就如大海中的一叶小舟,颠簸不定,在这样的条件下,别说吃蔬菜,铁筒罐头到了山上都要变形。所以山上常年没菜吃,40多人,经常吃咸菜、辣子面、罐头。卢建辉当了司务长,总想给大家把伙食改善好,多次下山去拉菜,但由于道路难行,大半成了糊糊,勉强拉到山上一些,也是扔的多,吃的少。许多人劝他:“建辉,咱山上就是这条件,我们都认了!你也别再为大家白费苦心了。”但是,卢建辉想到大家的健康,想到自己的责任,还是不死心,一次次地下山搞菜。没有汽车拉,他就买几麻袋菜运到上山的路口,等便车往山上捎。有时等上五六个小时,没有一辆上山汽车,或者好不容易盼来一趟车,司机把油门一加过去了,还得再等。他又累又饿又急,但总是不灰心。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伙食总算有了一点改善。随后,他又想给大家搞点瓜果吃。有一次,他克服了好多困难拉了一车西瓜,车到布仑口,战士们兴高采烈,围个水泄不通,战士们打开一个,“哗啦”一包水,流掉了,再一模,个个软溜溜,大家看着这名扬四海的新疆西瓜,哭笑不得。但是大家深刻理解司务长的一片真情,争先恐后地打开喝了一通西瓜水。有的战士把这坏西瓜放在阴凉处存起来,吃时风趣地说“这西瓜水比冰镇可乐还棒呢!”
  布仑口边防派出所有17匹战马,每年要吃草十几万斤。在卢建辉任司务长期间,那些干草都是他一斤一斤地从远处牧民中收购来的。每当夏尽秋来,卢建辉就扛着秤搭车出发了。牧民们在草原放牧,是逐水草而迁徙,整个草原,星罗棋布,炊烟袅袅,鸟语花香。卢建辉无心欣赏大草原的风光,他要挨户收购牧民们割晒的干草。有时一天要跑几十里地,一捆捆过秤,一堆堆集中,到了晚上,就在草窝中扒一个坑,露宿草原。饿了啃个干馍,渴了喝几口凉水,夜晚还要抵御塔什库尔干草原上的寒风。他常常夜晚躺在草堆上,看着天穹的星斗出神,他也想过家,想过父母、妻子,但想得更多的是他的战友、战马和保卫祖国的重任。每年一两个月时间就在这种艰苦中度过。但他从没有叫过一句苦,一声累,当他拉完最后一车马草返回山上时,战友们看到他那憔悴的面容都心里发酸:脸上黑紫脱皮,嘴唇干裂出血,浑身脏如泥人。但他总是和过去一样乐观、自信,充满勃勃生气,从不讲自己经历的辛苦。
  1986年秋卢建辉调任大队出纳,后又担任会计。身为财会人员,多年来,经手金钱不下百万,但他廉洁奉公,克勤克俭,一身正气,从不沾一分一厘。他的一位同乡战友探家,未经领导批准想私下在账上借200元钱,遭到他的拒绝。1989年3月在检查财务时,他发现一位战友在司务长任内,为了筹办结婚,多吃多占,-公款。他不徇私情,立即向党委作了汇报。结果查证落实其-公款近2000元,不仅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还挽救了那位同志,教育了大家。他不仅对战友讲原则,一身正气,对自己也要求极严。他妻子两次来队探亲,按规定可以派车去接,只掏汽油钱,但他坚持不用公车,两次都是坐班车去喀什接人。他担任司务长、出纳、会计六年时间,账目清清楚楚,无一分差错。
  卢建辉把全部身心投入祖国的边防事业,是一个公而忘私的铁血军人。他的家庭困难,是武警大队干部战士中最突出的一个。爱人王春花,是一个临时工,一个带着襁褓中的幼子,没有自己的房子,常常住在朋友家,其父1987年去世,母亲长期患精神0症,全靠她一人照料。卢建辉家,父母年迈,哥哥患小儿麻痹后遗症,困难重重。这一切都装在他心中。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边防军人,祖国的边防巩固,人民的幸福安宁,是他最大利益之所在。他常说:“事业是个天平,私的砝码放重,公的砝码就轻。作为一个为边防事业献身的人,必须要把公的砝码放重、再放重”。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九年来,他从未向组织叫过苦,也未为家事分过心,一心扑在边防事业上。但是,他并不是一个麻木的人。他把内心的负疚,用那首《军人的爱》的小诗向理解自己的妻子真情地做了表白。爱就会有牺牲。为了爱,他可以牺牲家庭幸福,为了爱,他也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卢建辉的笔记本上,有一首献给他妻子的小诗:
  军人的妻子只有半个男人,
  军人的孩子只有半个父亲;
  军人是一只和平鸽,
  在她睁开眼睛时飞走了,
  从此她的心中就只有半轮月亮。
  开始懂事的孩子,
  掰下她的一半忧伤品尝;
  她只好含着泪说,
  他爸爸就在那看不见的半轮月亮上。
  这首短短的诗,寄托着卢建辉对妻子的深深的爱恋与内疚。作为丈夫,他不能给妻子以更多的爱抚与关怀;作为父亲,面对只有1岁零4个月的孩子,他也觉得有许多愧对他的地方。这一切,只是因为自己是个军人。军人自有军人的爱。这种爱不是花前月下的私语,也不是黄昏小径上的缠绵;而是像高原一样宽广,冰山一样深沉,长风千里般地酣畅淋漓。作为一名军人——共和国的边陲卫士,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各族人民的安宁,卢建辉把自己的爱,无私地献给了边防,献给了帕米尔高原上的人们。在妻子的梦中,他就像那只鸽子,飞走了;但在人们的心中,他又带着军人的风采飞回来了,并且永远不再离去,永远翱翔在人们的心中。
  正因为卢建辉有这样境界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因而在工作中他多次受到部队嘉奖,并被评为优秀党员。
  1990年4月5日阿克陶县巴仁乡发生-武装-,23时许,卢建辉随阿克陶县边防大队副教导员王景平、战友郭学文等,告别了县、州指挥部领导,乘坐一辆北京212八座车,前往巴仁乡维持秩序。
  不料,当他们行至离巴仁乡15公里的红桥时,遭到伪装成公安干警的暴徒的阻截。接着,百余名暴徒蜂拥而至,用木棒、刀子、利斧和砍砍子等凶器,袭击他们。卢建辉面对恶狼似的暴徒,毫无惧色,大义凛然,英勇搏斗,奋力突围。他本可以掏出手枪自卫,但是,一向热爱人民的卢建辉等,因在夜幕中,分不清哪是暴徒,哪是被裹胁的群众,怕误伤了群众,一弹未发,只能赤手招架、搏斗、突围。卢建辉身躯高大,军事技术娴熟,此刻他怒火满腔,势不可挡,如一头愤怒的狮子,冲出包围,从红桥的右前方跑下了河堤。但是,这时他突然发现,副教导员和其他两位战友还被暴徒团团围住,无法脱身。为了战友的安全,他毅然决定返回桥上,解救危难中的战友。他迅速爬上河岸,奋不顾身地向桥上暴徒冲去。但是狼群般的暴徒们已经挡住了他的去路,把整个红桥围得水泄不通。他奋力搏斗未能突破重围。这时一大群暴徒疯狂地嘶喊着:“杀死这个大个子”、“杀死他”!一大群暴徒恶狠狠地向他扑来,刀斧齐下。卢建辉身上连中数刀。他只得且战且腿,鲜血染红了桥面和他的脚印。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被武装暴徒们残酷杀害。他身上被捅10余刀,脖子几乎被暴徒用长刀砍断,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几乎无法辨认,以致在整理卢建辉烈士的遗体时,用棉花将脖子塞住,缝了100余针,才把头勉强扶直,暴徒们的凶残令人发指。
  卢建辉为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至死一弹未发,壮烈捐躯,展现了一个现代军人的风采。他的死,比泰山还重;他的名字犹如巍巍昆仑一样,永留人间。
  为表彰他的功绩,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总部发布命令,授予他“边陲卫士”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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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公元1963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90年)去世的名人:
田崇峰 (19691990) 维吾尔族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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