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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生


[公元1910年-1948年]

  刘亚生,又名刘伟光,1910年出生在河北省河间县民台头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穷人家的孩子志不短。刘亚生在肚子填不饱的生活环境中,却酷爱读书。在一家亲戚的接济下,他先后读完了小学和保定二师。后来,靠勤工俭学读完高中课程,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大学里,他白天去上课,晚上给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给杂志社译稿子,替石印房刻药版,以微薄收入供自己上学。因为经历了贫困生活的磨难,加上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使他很快投身于革命事业。一二九运动后,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
  不久,刘亚生与一些同学离开北平,到冀中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1936年,又赴陕北延安。1938年春天,党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动员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充实到八路军第一二○师。刘亚生得知,主动报名参军。
  刘亚生被分到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给旅长王震当秘书。当时八路军处于很艰难的时期,部队经常吃不上饭,到了大雪纷飞的季节还穿不上棉衣。刘亚生那糟糕的身体,比常人吃的苦更多。就说行军吧,白天还好点,一到晚上,他一点也看不见路,只能凭着感觉,跌跌撞撞地跟着往前走,一夜下来,不知要摔多少跟头。到了雨季,部队走在山间小路上,刘亚生几乎是一步一滑,一步一跌,身上磕得青一块紫一块,膝盖、脚上的血泡连成一片。同志们见了这情景,心疼得直落泪。王震司令员知道后吩咐旅参谋长郭鹏:像刘亚生这样工农化的知识分子,是党的宝贝,一定多照顾他,千万不能让他掉队。
  在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不少的同志都知道刘亚生只身辗转千里寻找部队的事。1944年11月,已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刘亚生随由三五九旅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支队”(简称“南下支队”),南征到湘鄂赣边。1945年3月,南下支队改称“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刘亚生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为了抢占胜利果实,开始对中原军区部队进行围追堵截。同年9月,三五九旅奉命从广东南雄北返中原。由于刘亚生患肠炎,不宜行军,组织上决定先让他就地隐蔽下来,把他安排在一个姓王的老大娘家里。这位老大娘是位革命的老妈妈,曾经掩护过一些八路军伤员。她格外喜欢刘亚生这个有学问的八路军干部,把家里仅有的细粮都拿出来,给他做好东西吃,补养身子。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刘亚生的气色好些了,身子也比过去胖了点。这样一来,刘亚生反而待不下去了。他想,同志们在前方流血牺牲,自己怎么能躲在这里享清福?他不顾地方党组织的挽留,决定只身北上,寻找部队。
  1946年底,刘亚生同妻子何薇在化装通过陕南国民党统治区,前往陕甘宁边区的途中,在陕南黑山镇不幸落入胡宗南匪帮的魔掌。
  经叛徒指认,刘亚生身份暴露。
  于是,胡宗南亲自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刘亚生争取到国民党方面来。
  刘亚生被“请”到了胡宗南的一个公馆里。一位能言善辩的国民党高级参议专门从外地赶来,向刘亚生劝降。
  “刘先生,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知作何打算?”高参的问话直来直去。
  “任凭发落。”刘亚生的回答干脆利落。
  高参摆摆手,假装大度地说:“没那么严重。胡长官的意思是让我们友好合作。只要刘先生在一个新闻茶话会上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说,说说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责任问题,哪怕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说双方都有责任也未尝不可。这样,就可以还刘先生以自由。”
  “既然如此,那么我就谈谈。”敌人没想到刘亚生竟痛快地答应下来,真是喜出望外。
  来到会场,刘亚生刚一落座,那位高参就带头鼓起掌来。刘亚生摆摆手说:“诸位不必客气,我讲不好,如果大家听完了再这么欢迎我,才算我讲好了。”接着,刘亚生一字一板地讲起来:“内战的责任问题,其实不是个需要再三研究的问题。事实是最好的说明。“双十协定”,国民党向人民许下了还政于民的诺言。全国人民在经历了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看到中国将会出现一个休养生息、和平建设的环境,没有一个不欣喜若狂的。中原军区的部队听到公报签定有消息,同样十分高兴。为了这一愿望最终实现,我们不惜牺牲,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最后几万部队被压在一块方圆不到百里的地方,给养的困难可以说达到极点。可是结果怎样呢?我们脚跟还没站稳,贵军就向我们发动了进攻。责任问题,不是明摆着吗?请诸位……”在座的军政要员们开始还没巴嗒出滋味来,后来越听越不对劲。主持人气急败坏地喊起来:“不要再讲了!快,快让卫兵把他押下去!”
  敌人把他押到了集中营。那位高参恼羞成怒,指挥特务们折磨刘亚生,用皮鞭抽,灌辣椒油,坐老虎凳……直到他只剩下一丝凉气的时候,才把他拖回号子里。
  有一天,刘亚生正在昏睡中,忽然觉得身旁有人在轻轻哭泣,热乎乎的泪珠不时地落在他脸上。刘亚生慢慢地睁开眼,想不到竟是他日夜思念中的爱妻——何薇。自从那天小镇上被捕,敌人把他俩分开关押,刘亚生一直在替妻子担心,怕她那娇小的身子顶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
  何薇把头埋在刘亚生的怀里,喃喃地说:“亚生,看到你受了这么重的刑,我心里比刀割还难受。我看你不能再这样顶下去了,再顶下去,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我们两个还年轻,就这样死了大可惜了,不如灵活一点。”
  “不,共产党员绝不向敌人妥协!”刘亚生拍拍妻子的肩膀,坚定地说。何薇抬起头说:“亚生,你也不要太死心眼。不就是替国民党说几句好话吗,这有何难?难道我们就这样等死吗?”
  听到这里,刘亚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想不到妻子为了活命,竟主张屈膝投降。他一把推开妻子,严肃地说:“我从加入共产党那天起,就把个人生死置于脑后。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了个人生命有何可惜!你怎么这样没骨气!”
  此时的何薇,终于摊了牌:“要死,你去死,我可不愿给你去垫背。你不改变态度,咱们就离婚!”原来,这位仅凭一时热情投身革命的娇小姐,经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已暗中投降敌人,现在是按照敌人的授意来作劝降工作的。
  一切都明白了。刘亚生大吼一声:“滚!我永远不要再见你这个败类!”
  胡宗南满以为女人的眼泪会征服刘亚生,没想到这一着棋又输了。他只得把刘亚生作为高级战俘解往南京,关押在伪-二处一个秘密监狱里。
  进号子那一天,他完全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一进门,他正了正早已被敌人打烂的眼镜,凑到每个同志的面前,挨个地看了一遍,还嘻嘻哈哈地说着笑话:“千里有缘来相会,咱们互相认识认识,往后大家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大家问他姓名时,他说:’以前大家都叫我‘刘瞎子’,你们也叫我‘刘瞎子’吧。”他一边说,一边把潮湿的稻草重新整理一下,算是有了铺位,安排停当了,他不躺下休息,却伸胳膊做开了体操。大家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干什么?一会儿人家就该请我会餐了,我不活动一下,能消化得了?”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在锻炼身体,准备对付敌人的下马威。
  果然不出所料。天一黑,敌人就把刘亚生提走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把他拖回来。这时的刘亚生,脸色黄里透青,两眼深陷,简直成了两个黑洞。嘴唇已经被火气烧得肿起来,嘴皮都烧焦了。同志们一见这样子,十分心疼。刘亚生却笑着说:“没关系,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同他们斗争到底?”
  刘亚生整整昏睡了一昼夜才苏醒过来。见到同志们都围在身旁,用焦急的神情注视着他,他虽然开起玩笑来:“怎么了,你们以为我活不过来了?不会的。我这个人命长得很,死不了。革命不成功,南京不解放,阎王爷是不会收留我的。”
  他刚刚能够摇摇晃晃站起来,又开始练拳了。他告诉狱中的战友们:“为了更好地与敌人做斗争,我们必须养好身体。第一是要吃,不管好吃难吃,一定要吃;第二是练,一天三遍拳,坚持到底。这就叫促进新陈代谢,气死蒋宋孔陈。”在他的影响下,战友们坚持吃饭,坚持锻炼身体,果然比过去壮实多了。
  时间转眼到了1948年底。这时,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决战连连取得胜利的捷报不时传到监狱中来。刘亚生高兴得又唱又跳,为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欢欣鼓舞。但他从看守们惶恐的神色中也觉察到:敌人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必须有牺牲的思想准备。
  这一天果然来了。一天晚上,刘亚生刚刚躺下,就听到狱卒在外边喊:“刘亚生,收拾行李,准备转移!”
  在向人生诀别的时刻,刘亚生镇定自若。他向噙着泪水送行的同志们挥手告别,满怀深情地说:“大家不要难过。敌人可以害死我,但他们阻拦不住我军前进的脚步。惟一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南京的解放,不能再和三五九旅的战友再见上一面。请大家转告他们,我刘亚生没有给共产党员的称号抹黑,没有给三五九旅丢脸,请代我向他们问好!永别了,同志们!”
  说完,他大步走出牢门。
  这天晚上,南京长江岸边的燕子矶,乌云密布,寒风刺骨,显得格外阴森、恐怖。一群荷 实弹的国民党刽子手,把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遍体伤痕的刘亚生押到江边,七手八脚地在他的身上绑上了一块大石头。
  “现在给你最后一次考虑的机会,你到底归不归顺国军?”一个横眉立目、手提 的刽子手头目不耐烦地逼问。刘亚生起胸膛,用手指着北方,义正辞严地回答:“你们听听江北是什么声音,这是人民解放军的炮火轰鸣声!这炮声,就是我给你们的答复!”
  敌人终于残暴地把他推入滚滚长江……
  (石宝华李敏杰周福昌李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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