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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


[公元1904年-1989年]
  陈伯达
  (1904~1989年)
  陈伯达,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出生于一个贫寒农家,原名声训,又名健相,字尚友,洛阳镇梅岭村人。父陈其潜,塾师;母曾玛官,善针黹。兄妹三人,伯达居中。
  伯达年幼时随父入塾馆读书,8岁时父殁,后转学至梅山小学。15岁考进集美学校师范部。17岁毕业后回家乡当小学教师。18岁到厦门教书,兼任5所小学的功课,又入同文书院学习英语。19岁开始写些新诗文,经常给《厦声报》投稿,初露他的激进思想和文学才华。20岁时与人合办《厦门通俗教育》(半月刊)。在这期间,他结识中共党员张觉觉,经张推荐,当上《厦声报》驻沪记者。在上海时进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积极参加校内外的-,逐步受到马列主义理论的熏陶。
  民国14年(1925年)3月,伯达由上海回到厦门,经永春籍同学黄振家的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加入“孙文主义学会”。不久,上海“五卅”运动发生,他撰写《中国的言论界》一文,针砭当时为帝国主义张目的上海言论界。是年秋天,经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吴康的介绍,他到中山大学中文系读书,且以诗作求教拜访学院院长郁达夫
  民国15年暑假,伯达经张觉觉介绍结识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张贞,得到张贞赏识,被聘为诏安军官学校教员、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
  北伐军克复福州后,张贞推荐陈伯达兼任何应钦福州创办的“军事干部学校”的政治教官。其间,他离开张贞部队,又协助中共党员陈少微创办的《福建评论》杂志的工作。
  民国16年初,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荷波来福州组织工人纠察队,陈少微引见陈伯达,即被授任为工人纠察队顾问。3月下旬,张贞收到南京密电,要他就地处决陈伯达,张贞立即秘密通知陈伯达,并奉赠路费,派军官林学渊护送他逃离福州,潜往厦门。未几,追捕随至,他只好转往上海。
  在上海,陈伯达与张觉觉、陈少微取得联系。4月下旬经张、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奉命向武汉转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7月18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为策反张贞,组织派陈伯达和陈文总结伴前往行使密令。路上,形势十分危险,陈文总半途“失踪”。他孤身一人,继续前往张贞部队驻防区(即闽西赣东)。当探悉张贞已倒向蒋、汪时,他便逃离险境,返回武汉。9月中共组织选派他往苏联进中山大学学习,主攻马列主义哲学和俄语。期间,他经常受到王明博古为首的“国际派”的歧视和打击。
  留苏3年后,陈伯达于民国19年冬回国,被分配到福建厦门办党刊。不多时,因身份暴露,要求离开厦门。翌年春,他回到上海,组织派他到天津顺直(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4月8日,他抵天津的当天,顺直省委机关遭敌破坏,他与省委机关领导陈原道、刘亚雄、刘宁一等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同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9月间,陈等被解往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民国21年2月在好友的担保下出狱,一出狱他又找上共产党。
  民国22年,伯达被组织派到张家口吉鸿昌部队工作,写文章,编刊物。10月,吉鸿昌蒋介石逮捕,他遂躲回山西,埋头撰写《论谭嗣同》一书,翌年此书由吉鸿昌出钱印行。嗣后伯达在天津编《实话报》。不久,他被派回北平做文化工作。在北平期间,他应吴承仕的聘请到中国大学任教,从事先秦历史和先秦诸子哲学的教学工作,同时参与地下革命活动,为北京的《文史》、《盍旦》杂志,上海的《太白》、《芒种》、《世界知识》等刊物写一些文、史、哲论文,清晰地表明他的哲学观点,赞同辩证唯物主义,反驳国民党的攻击。
  民国24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陈伯达受中共北方局指派,参与领导北平全市学生总-,负责起草北平-的宣传大纲。民国25年5月,北平中共组织遭敌破坏,他难以立足,又往天津,中共天津市委的机关刊物《华北烽火》。后被提名为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是年秋天,他与艾思奇等人发动一场“新启蒙运动”,介入文艺界“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发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一文。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辩论中,他详细阐述自己的马列主义观点。民国26年2月,上海新知识书店出版陈伯达的论文集《真理的追求》。5月,他被任命为中共北平“三人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主持北平市委工作。7月29日,北平沦陷,他立即转移延安
  陈伯达秘密来到延安,先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当教员。不久,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任科长,写出《-概论》。在一次讨论孙中山思想的座谈会上,他的发言“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得到与会同志的重视和赞赏。他擅长中国古代哲学,尔后开始从事理论研究和政治宣传等工作,多次举行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民国27年“延安新哲学学会”成立,他是学会主要成员之一。民国28年初,他接连写出《墨子哲学思想》、《孔子哲学思想》、《老子哲学思想》等文章。是年春天,他被调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任-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具体处理军务电文,后改做资料收集工作。不多时,相继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中央研究院秘书长、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
  民国32年,陈伯达被授意撰写《评〈中国之命运〉》一书,发表于《解放日报》上。民国34年4~6月,中共召开“七大”,陈伯达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会后,他从“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得到启示,写出《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敌蒋介石》等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伯达转而研究经济问题,主要是研究农业问题。民国37年,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院长。
  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7月,在北平成立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总筹备会,陈伯达任主任。12月中旬,陈伯达跟随毛泽东出访苏联。1951年,他参加《毛泽东选集》。后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参加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三个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1955年10月,在七届六中全会上,陈伯达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陈伯达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其间,他负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八大”以后,他协助整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是年年底至1957年初,他到福建南安县莲塘蹲点,进行市场调查,提出“五社合一”的构想。
  1957年11月2日,陈伯达再次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参加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出席的会议,并参与起草《莫斯科宣言》。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出版中央理论半月刊《红旗》,由陈伯达任总。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至1970年9月。未几,中央召开郑州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你马列主义没学好”。在会议纪要中还“批评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
  1959年初,陈伯达回到故乡——惠安梅岭村,看望父老乡亲,为母校梅岭小学题词“为劳动而读书”,参观乌潭水库的兴建,并写下“英勇的惠安妇女万岁”、“向支援惠女水库的人民解放军战士致敬”的题词。与此同时,他还在南安县满山红(即今南厅)等农村蹲点做调查研究工作,提出“四共同”(即共同商量、共同决定、共同执行、共同负责)。干部群众称之-。回北京后,他以周金的笔名在《红旗》杂志(1959年7月)上发表题为《关于领导农业生产的问题》的文章。
  1961年,陈伯达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负责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同时协助刘少奇做一些文字工作,参与起草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亦称“七千人大会”)的报告,并整理、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重新发表于《红旗》杂志上。
  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展开大论战。陈伯达在《红旗》创刊号和第2期上接-表两篇批判文章。1963年3月,论战趋于白热化,他写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二十五条”),文章正面阐述中共论战观点,全面批判苏共的“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此外,他还参与“-”的审稿工作。
  1965年1月,陈伯达被授意起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即二十三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举行。5月16日,会议通过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会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于28日成立,陈伯达任组长。5月31日晚,他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夤夜他口授和审定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上。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改组中共中央宣传部,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8月1~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陈伯达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还通过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文革的决定》(即“十六条”)。30日,中央决定在陈伯达有病休息或外出期间,由-代理组长。是年10月9~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革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后改为《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
  1967年1月4日,-、康生、陈伯达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时说,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陶铸突然被打倒。是月,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的激进主张,并责令其作检讨。2月25日至3月18日,在北京怀仁堂召开“政治生活会”,-、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谭震林等人。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中央政治局。7月18日,-、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
  1969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为政治局常委委员。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全会揭发批判陈伯达。9月6日,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决定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把批判陈伯达运动推向全党全国。10月3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永远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年11月,陈伯达作为林彪、--集团的十名主犯之一,被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宣布陈伯达犯有积极参加-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同年8月获准保外就医。1988年10月17日刑满释放。
  1989年9月20日中午,陈伯达因患心肌梗塞,在家中去世,终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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