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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如


[公元1913年-1947年]
  王克如,原名世裕,化名石英、柯文,1913年出生于河北省滦县
  王克如的童年时代,正处于新旧民主革命交替之际,军阀混战,政局纷乱,冀东农民深受国家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之苦。王克如因家境贫寒,小时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1924年他刚刚11岁,就强忍失学的痛苦,随舅父到辽宁,先在一家商店学徒,后来又到本溪一个市场记账,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在东北时,他买了高小和中学课本,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以“头悬梁,锥刺骨”的意志,勤奋自学,几年后达到了高中的文化水平。从各种书籍中,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他追求真理,向往民主,向往自由,逐渐萌发了改造社会、解除人民痛苦的志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富饶河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3000万同胞从此惨遭日军铁蹄的蹂躏。痛失国土的奇耻大辱,进一步激发了王克如的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祖国寻找出路。这时,东北各界群众纷纷组织起各种反日团体和抗日武装。在错草峪,他毅然参加了群众自发组织的本溪湖抗日义勇军,决心以血肉之躯收复失地,雪洗国耻,报效国家。
  由于兵力、武器、战斗素质等客观条件相差悬殊,更由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义勇军很快失利了。1932年春,王克如也因体力不支回到家乡,后来又在门头沟煤矿及山西太原汽车公司任职员,一是为谋生,二是继续摸索寻求救国之路。在太原,他曾参加过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等左翼文化团体,还担任了太原青年会干事,自发地进行着抗日救亡的进步活动。1935年1月,日本侵略者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接着又阴谋策动包括山西在内的华北五省所谓“防共自治运动”,人民的抗日活动遭到无情镇压,太原时局进一步紧张恶化。王克如的进步活动受到敌人注意,为保存实力,他于1936年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
  几年来人生道路上的风雨坎坷,使王克如进一步看清了要抗日救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这个朴素真理。回家后,他不消沉、不气馁,多方联络,终于与中共唐山工委书记周文彬取得了联系,不久就经周文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后,他结束了在漫漫长夜中的苦苦求索,像千回百转的小溪汇入大海洪波那样,怀着满腔的报国志向投身于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新里程。
  入党后,王克如担任了党的地下交通员。他以卖文具为掩护,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颠簸往返于榛子镇、古冶、赵各庄一带,进行秘密联络活动,发展党组织,代表党组织传达文件。身体力行着上级党关于“团聚和组织全民族一切抗日反汉奸力量,来进行胜利的抗日反汉奸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指示,进行着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底,王克如来到赵各庄民众教育馆。这是当时滦县教育局办的一个平民教育机构,主要服务对象是开滦赵各庄矿的工人。在这里,他利用教师的合法身份,在矿工和社会青年中广泛交结朋友,以生动直观、通俗易懂的方式,启发工人群众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卓有成效地开展着宣传发动工作。一次,他画了一个工人,吃力地弯着腰,背上压着一条扁担,上面一头是国民党,一头是日本鬼子。他说,为什么工人直不起腰,就是因为背上内有国民党,外有小日本压迫我们。又一次,他画了两幅中国地图,一个像大公鸡,一个没有了鸡头,工人一看就明白了,鸡头(东三省)被日本吃了。这样深入浅出的比喻,像一颗火种,迅速点燃了工人胸中的抗日怒火。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慎重地进行党组织发展工作,壮大党的基层组织。在交往中,他发现古冶东兴书局的李守善是有抗日热情的爱国青年,就主动联系,启发引导。在他的帮助下,李守善走上了革命道路,成长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干部,东兴书局也成为党在古冶的一个重要联络站。此间,他还负责领导着东矿两所医院里党小组的斗争。
  1938年3月22日至5月4日,在中共唐山工委书记周文彬等同志的领导下,冀东党组织巧妙利用英、日帝国主义之间矛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开滦五矿同盟大-。-中,王克如除参加组织领导外,还亲自写标语、发传单,大造革命声势,整个-坚持了一个多月,不但迫使英国资本家在劳资协议上正式签字,还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夺取矿权、插手工人运动的阴谋,为后来开滦工人参加抗日-打下了思想和组织基础。王克如在民众教育馆所做的长期宣传发动工作,以促成-胜利,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1938年夏,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河北省委、冀热边特委发动了武装抗日大-。唐山工委书记周文彬率3000名开滦工人参加冀东抗日联军。7月下旬,河北省委决定成立唐山市委,王克如被任命为唐山市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唐山协合学院学日语的学生。
  1938年底,中共党组织决定王克如打入天津伪警官学校,以便取得合法身份。1940年间,他由天津返回冀东游击区参加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共遵化县委书记、中共迁遵兴联合县县委书记等职,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为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继续奋斗。
  1943年7月,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中共北方分局指示撤销原冀东地委、专署建制,分别成立中共冀热边特委和冀热边行署。特委任命王克如担任了冀热边行署财政科长。
  “合理负担”政策,是抗日民主政府为改善民生和保证抗日战争的经济供给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从1940年冬推行以来,对改善群众生活、调整负担比例、保证抗日供给都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战争环境残酷,加之手续繁杂,累进率太高,始终推行不畅。行署成立后,王克如等在特委行署主要负责人支持下,反复总结过去的经验,从实际出发,几经修改原条例,于1943年8月1日公布了新制定的《冀热边村合理负担办法修正草案》。由于新条例清楚合理,方法简便易行,一经公布便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王克如还亲率工作组,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推行工作。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合理负担”政策在全区迅速得到贯彻执行,既减轻了穷苦人民负担,又对地主富农的利益有一定照顾,调节了阶级关系,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增加了政府收入,初步保证了战争供给。
  冀东地处敌人深远后方,抗日军民长期处于高度流动、高度分散、特殊残酷的环境中拼搏战斗,没有形成稳定的根据地。因此,财政管理比较混乱,没有形成统一制度。王克如上任伊始,即着手建立了全行政区统一的预算决算制度和各项开支的供给标准,统一了部队的经费管理,克服了当时财政管理的混乱现象。在主持行署财政工作期间,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冀热边特委、行署的名义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财经制度及有关加强财政纪律方面的文件,为健全和完善根据地财政体系,奠定了较稳定的基础。
  1944年7月,冀热边财政会议召开。会前,王克如就“财政制度、供给部、军队领款”等情况,向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李运昌作了专门汇报。李运昌对他的工作给予充分地肯定和鼓励。会上李运昌代表党政军领导机关作了工作报告,对边区财政建设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明确指示,王克如的工作汇报对这个讲话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为了切实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进一步节约财力,王克如在主持行署财政工作期间,加强了冀东根据地财政管理。在推动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的同时,各级军政机关以及村基层抗日政权进行了财政整顿工作。进一步扩大财政收入,并严格控制了边区的财政支出,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武装斗争的深入开展。
  1945年春,王克如奉命调十七地委任城工部长。8月,日本宣布投降。冀热辽部队奉延安总部命令迅猛出击,兵分三路向热河、辽宁进军,取得了同国民党争夺东北的先机之利。在此重大战略转移之际,王克如出任冀热辽行署财政厅长。
  抗日战争时期,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没有自己的货币,伪币经常跌价,给根据地财政事业带来严重损失。为了争取财经工作的主动权,根据上级指示,1945年9月6日,冀东人民自己的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冀热辽分行在玉田正式成立,行署财政厅长王克如兼任第一任经理。在任职期间,他正确执行《晋察冀边区银行组织任务的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打击伪钞、开拓边币市场、发行边币、稳定金融物价、发展边区工商与合作事业”上,在全区发行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冀热辽)币,开办了贷款、储蓄等业务,支援了根据地群众的生产生活,还组织群众开展了行之有效的货币斗争。从1945年9月至1946年5月初,共驱出伪币达500亿元,从而使边币提高了信誉,占领了解放区流通阵地,对减少人民损失,保护解放区物资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开拓冀东金融事业立了头功。
  解放战争中,在国共双方拉锯、环境动荡、征收制度不健全的地区,某些机关部队自行征粮要工,有时重征多要,造成人民负担过重。王克如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了统一的会计制度,实行现金、粮食的统一管理,一切财粮拨付都必须凭行署的支付命令,有效地纠正了自收自支,防止了浪费,减轻了人民负担。
  在冀东党组织的领导下,经过王克如等同志多年来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的奋力开拓,冀东根据地的财政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到1947年夏,银行、税务和财贸已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系统。进而从物质上保证了军民(特别是主力部队)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进行对敌斗争,为建设巩固的冀东解放区乃至整个冀东全境的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克如担任财政领导工作多年,长期经营着行署的财政大权,却两袖清风,一直保持着廉洁朴素的工作作风。“行署在他领导下的同志,无不为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所感动”。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廉洁高尚的革命本色。
  1947年4月2日,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在热河北部林西县召开了第一次-会,王克如作为冀东行署惟一的代表参加了冀东代表团。会上,他向代表们汇报了冀东工作情况。会后,代表团在团长苏林彦等同志率领下,于归途中夜宿热河乌丹县境内的柴火栏子村。5月21日拂晓,突然遭到了热北惯匪骑兵和国民党第十三军在隆化战斗的漏歼残敌近千人的袭击。在众寡悬殊的危急时刻,同志们作出了“坚决突围,宁死不当俘虏”的壮烈决定。
  为了掩护同志们突围,王克如与十五地委宣传部长冀光分守着两个房间,他的一支步枪的30多颗子弹全打光了,只剩一支手枪和两颗子弹。这时有的敌人扒在窗口射击,有的上了房挖开屋顶向里投手榴弹,妄图迫使他们投降。在弹尽势危的情况下,王克如这个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毅然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牺牲时年仅34岁。
  事件发生后,《群众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王克如等五位烈士的生平略历和李运昌的悼念文章,号召共产党员和全区军民“拿出更坚毅的决心与奋不顾身的作战,为死者0!”
  1947年7月3日,冀东区党委,冀东行署和冀东军区召开了冀东党政军民各界1700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会上,李中权报告了代表团成员英勇抗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和遇难的经过,行署主任张明远报告了王克如等烈士的简历,区党委书记李楚离代表各界讲话,会上还宣读了祭文和致烈士家属唁电,敬献了花圈和挽联。
  1958年,党和政府将王克如等烈士的遗体移葬到唐山冀东烈士陵园。如今,他的遗体安葬在陵园的鲜花翠柏丛中,他的遗物,作为宝贵的革命文物陈列在庄严肃穆的烈士纪念馆中,他的名字将与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共存。
  (刘力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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