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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常


[公元1885年-1960年]

  王树常,字庭五,1885年9月1l日(清光绪十一年八月三日)生于今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肖寨门乡南三台子村的一个地主家庭。王父锡珠,兄弟两人,迨至王锡珠支撑门户时,家道开始中落。王树常兄弟五人,他适其中。王树常自幼丧母,幸遇家中贤慧女工李周氏悉心照料,不致孤苦无依。童年的不幸使他养成不苟言笑的内向性格和矢志不渝地奋发读书、希冀出人头地、显赫门楣的抱负,因此才有后来两次负笈东渡求知于异国并获取较高学历的经历。王显赫后,不忘李周氏的抚育之情,遇有回籍省亲,从不先到族中,而是微服简从,安步当车,去拜见李周氏,以报桑梓养育之恩。后来王树常官至河北省主席时,又把周氏之孙李玉明带在任上为贴身侍从,这种知恩必报的品德,时至今日,当地还有传闻。王父思想开明,较少保守,宿志供晚辈读书。王树常幼年入村塾童馆启蒙,严冬酷暑,伏案攻读。稍长,专攻四书五经,兼浏览佛道经典,得到金石碑帖更是爱不释手。久之,练就一手秀丽挺拔的蝇头小楷,在侪辈0类拔萃。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奉天首创大学堂,王树常届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同时他四处求师就傅,长足进取,终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赏识,选派其留学日本,入军事学校,迈出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步。与当时在日本留学的蒋介石张群均有往还。
  l911年秋,王树常毕业归国,时值武昌首义告捷,遂先赴上海参加革命工作。未几,去南京参谋部第二局充任一等科员。I912年随参谋部迁到北京。l917年陆军部再度选派王树常去日本入陆军大学深造。发妻相伴同行,并在日本喜得长子。1919年岁末王树常学成回国,任北洋政府参谋部第四局第四科上校科长。后调任张作霖第二十七师参谋长、奉天“镇威军”司令部参谋处长,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战争结束后,王赴龙江省督军公署任少将参谋长,兼任步兵第二十二旅旅长。王在督军署初遭吴俊升的冷眼相待。但由于他处处小心谨慎,办事勤奋,对吴也多毕恭毕敬,久而久之反而成了吴俊升心目中的“王诸葛”。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失和,奉军大败曹、吴,实力猛增,占有八省地盘。张作霖分别派杨宇霆姜登选出任苏、皖二省督办。王树常调任奉天上将军公署总参议。郭松龄功绩本在杨、姜之上,而封赏却在其下,因而引起郭松龄的思变之心。第二次直奉战后,政治暗潮迭起,冯玉祥因没有得到满意地盘而对张作霖衔恨在心,张作霖出兵沪宁又威胁到浙督孙传芳的地位。因此吴佩孚冯玉祥孙传芳表示弃嫌修好,终干掀起反奉风潮。孙传芳首先发难,驱逐苏皖境内的奉军。苏皖二督狼狈出关。鲁督张宗昌南下增援被阻,孙传芳旋即轻取徐州。此时郭松龄暗中在天津策划,联络冯玉祥、李景林等共同反对张作霖。张对此有所察觉,欲立即召回郭松龄,时王树常从旁劝张要慎重,此事不宜操之过急,以免激之生变。张作霖认接3重识别力劝其父退兵出关。张作霖于5月9日发出“和平息争”佳电,随后奉军全部转移到滦东集结。王树常受命由阜平龙泉阳向滦东集结,因预先设有浮桥,得以顺利通过。后张作霖见求和无望,遂于6月2日通电声明退出北京。6月4日晨回奉,专车遭到日本关东军暗算,张作霖被炸,因流血过多旋即殒命。张学良闻讯出关奔丧,并下令奉军继续东撤。9月杨字霆指挥于学忠、王树常等各奉军缴械收编了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奉军在关内的战事始告结束。
  1928年7月2日东三省议会在奉天召开大会,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成立,王树常是17委员之一。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先整编军队,取消军师番号,以旅为单位。王树常任军事参议官兼军令厅长。
  王树常发迹后,不仗势欺压乡里。王家曾与同村韩家因茔地之事发生纠纷,王得讯后告诫家人要宽宏忍让,不可因小事伤了邻里和气,因此没有经官得以0解决。王在宦海生涯中少与人争名夺利,深受张氏父子器重。王父病危时,张作霖馈赠发丧费甚厚。张作霖死后,王是以张学良马首是瞻的所谓新派,在张学良的左右运筹帷幄,处理军国大事。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图谋对中国扩大侵略,东北局势相当复杂和紧张。为联系方便,张学良和王树常的办公室装上直通电话,以便二人深夜通话商讨对策,与日本人周旋,妥善处理了“皇姑屯事件”的善后事宜。
  王树常积极维护祖国统一,坚决反对0。支持张学良“易帜”。东北“易帜”后,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王树常为奉天省政府委员。
  1929年中苏关系尚未恶化时,张学良曾派王树常赴南京,力陈对苏联不宜诉诸武力的意见。胡汉民对王树常说:“你是军人,怎么怕事?苏联革命后兵力很弱,他不敢如何。”蒋介石接过去说:“你不必说了,我已有电话给汉卿了。”王树常怏怏而回。同年夏秋间, 中东路总办吕荣寰、教育厅长张国忱、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纷纷电告张学良,要求派兵龙江,吉林强制接收中东路。张学良约王树常、王树翰,邹作华和刘翼飞等开会研究。这些人对苏联用兵表示消极。后来防俄战役开始,张学良派王树常为防俄军第一军军长。出发时,辽宁省民众30000多人在省城-欢送王树常出征。王率军进驻哈长、哈绥各线要隘布防,令刘翼飞率本旅由双城阿城,一面坡等地星夜开赴滨江县构筑阵地工事,准备迎敌。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本来对防俄就是消极的,对王树常率辽宁部队开赴吉林,主持东线作战,更是怀有很深的疑惧和不安。他认为王树常有觊觎吉林地盘改客为主甚至取而代之的野心。王也为吉林方面对他的态度而踌躇,深怕与这位东北军元老发生冲突。为此,王树常在出发前曾向张学良提出派他当军长去东线指挥作战,务必把张廷枢(张作相之子)的步兵第十二旅编入第一军序列之内。王这样煞费苦心的安排,仍未能解除张作相的疑虑,张作相授意王树常留日同学丁超,向王渗透最好不要进出一面坡以东地区,以免与吉林部队在责任上发生混淆。为此,王树常抵达哈尔滨之后就不再前进,终日无所事事,以打扑克练字为消遣,以致外间不明内情的人指责王树常抗俄态度消极,实际上王树常有他难言的苦衷。
  东北边防公署派东北航空大队第二队配属给“防俄”第一军。空军运抵哈尔滨之日,恰是吉林李杜所部在松花江畔苦战,追切需要空军支援之时,而王树常却决定将所有飞机全部分配给他的同学丁超,可见王树常用心良苦之一斑。派系间的利害冲突给东俄战局造成严重损失,后来在东北边防军江防舰队司令部召开的敌情分析会上,李杜说王树常没把军队主力用于松花江方面是缺乏战略眼光。他说:“以前吴大帅很推崇王庭五的军事才能,称他为‘王诸葛’。在东北军军官中数他的学历高,声誉好,我一向很景仰他,现在看来还不是将才。”
  1930年蒋,阎、冯新军阀中原混战,各方代表云集沈阳,对张学良进行拉拢活动。为此张学良举行一次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专门商讨应付时局问题。王树常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东北军元老张作相持不与蒋介石合作的态度,王树翰则力主与蒋合作,而王树常则表示静听张学良的决定,张学良本人亦举棋不定。后来张学良到锦西葫芦岛主持建港工程开工典礼,吴铁城以南京铁道部代表身份为开工纪念碑揭幕,蒋介石的代表刘光亦带有国民党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的任命状来锦,交与张学良,以此拉拢张出兵。然而张并未马上答应,直至蒋介石的军队占领济南,阎军退到黄河北岸,才于9月出兵关内,进行武装调停。张学良发布进军关内的动员会,先行编组两个军,第一军军长于学忠兼平津卫戍司令,第二军军长王树常,兼任河北省主席,司令部设在天津市内。之后,张学良在奉天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职,负责晋军、西北军及石友三所部的整编工作。
  1931年5月盘踞在河北省邢台地区的石友三趁张学良因病住院之际,在天津日本驻屯军的唆使下,欲发动叛乱,密电被副司令行营译电员破译,于是参谋长戢翼翘立即召开会议,王树常,万福麟、于学忠等参加,共同助商对策,并从关外急调东北军入关增强防务。副司令行营发布于学忠为第一集团军司令,王树常为第二集团军司令,王统辖步骑五个旅,外加一个炮团负津浦线作战之责。石友三的叛军在于学忠和王树常的一、二集团军的迎头痛击下彻底溃败。蒋介石借此机会对于学忠,王树常进行拉拢,赠款各10万元。事后,于学忠、王树常报告给张学良,张学良告诉他们如数收下。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正住在北京协和医院,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约束下,苦无上策,只能电告“避免冲突,不加抵抗。”与此同时,张又电请南京,但得到蒋的指示仍是“不能打”、“静候‘国联’处理”云云。张学良唯中央之命是从。所以,这一夜凡是沈阳来的电话都立即转报南京,南京来的指示,即刻电告沈阳“听命中央”。当时陪坐的有王树常、戢翼翘万福麟、荆有岩等,亦皆缄默不语。
  王树常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主张积极抗日,打回老家去。张学良也感到老家丢了,父仇未报又添国难,不明-的人都痛诋他失职,举国上下责难不已。新仇旧恨,促使他决心罄出家底也要和日本人血战到底。张学良把关内东北军编为以于学忠为第一军,王树常为第二军的两个军开往关外,加强大凌河防线,准备在锦州、锦西、兴城一带与日军决一死战。但由于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撤兵,对日妥协,拆除了大凌河防线,全部撤进关内。
  王树常在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期间,天津地方局势颇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收买当地汉奸及青红帮头子张璧、李际春,纠集地痞流氓500人(号称2000人)组成“便衣队”以天津日本租界为巢穴,不断出来骚扰,滋生事端,制造了一起武装-事件,藉以转移人们的视线,乘混乱之际把寄居在天津日租界的清逊帝溥仪劫持到东北去,此其目的之一也。其二,日本准备进攻锦州利用“便衣队”的-,钳制在华北的东北军出关援锦,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计划的一部分。由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一手操纵和导演的这次便衣队武装-持续了一个多月,给天津市民带来灾难。
  1931年11月8日夜11时30分,便衣队分三股窜出日租界,在市区进行扰乱,突然 声四起,居民从梦中惊醒,不知何事,惊恐万状。
  -发生前三天,王树常和天津市长张学铭(兼-长),已获悉“驻津日人军方和领事馆,主使我国失意军人张璧、李际春及天津青红帮一部分首领和著名匪首曹华阳、肖云峰、高鹏九等,要组织‘便衣队’实行暴力”等情报,于是召集省市军政党警及保安主管官员联席会议,研究对策。然后命令各保安警卫队严加戒备,必要时可调姚东藩第十五旅协助会剿。王树常在会上严正表示:“我是军人,守土有责,如果有-闹事,扰乱天津,遇事必须因时制宜,刚柔相济,深思熟虑,妥筹解决。但我绝不做臧式毅(臧在“九一八”时任辽省政府主席)当民族罪人,让天津父老兄弟骂我无能。”由于事前有所准备,迨便衣队窜出日租界时,即受到保安队和 的狙击,战斗直至拂晓,终于击溃了便衣队的进犯。11月9日上午11时,王树常及市长张学铭在张的私宅召见各国驻天津领事,介绍-经过和当局戡乱之决心,并照会日本领事馆,为维持市内治安,保护各国侨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协助肃清匪徒,指出:“日本租界藏匿暴徒,中国官方无法肃清,今后如有危害侨民生命财产之事发生,应由日方负责,与中国无干。”便衣队在8日夜的-中没有得到便宜,随即于9、10两日由日人亲自出马进行捣乱。他们派日官兵身着中国百姓服装,混过防线,其中有4名宪兵竟闯进王树常军部的卫队营房,被中国卫兵拘讯,经盘查才承认他们是执行侦察谍报任务的。日方得知后,马上派一名少尉带5名宪兵到省政府径直向王树常要人,其态度极为蛮横,说他们是被中国军队掳进兵营的,惨遭毒刑,性命不保,对此提出“ ”,说这是对日本的不友好行为。王树常当即驳斥之:“我们的卫队有理由、有权力执行警卫任务。”“你们宪兵穿中国百姓服装闯入我的兵营是不合法的,正要照会贵军司令部究办。”日军少尉被驳得张口结舌,自知理亏,开始软了下来。日军少尉无理纠缠竞长达3个小时,最后向王树常提出3个条件:要求中国赔偿医药费、服装费500元,最后逼迫中国让步,把扣押宪兵领回去才算了事。对于日本侵略者,王树常曾说:“日本在东北,是强盗行为。在天津,则是贼窃手段。一面是抢抢夺夺,一面是偷偷摸摸。”真是一针见血。
  王树常为了应付特殊环境,于12日命令成立天津-司令部,张贴布告周知全市。张学铭任司令。但便衣队的-抢劫仍时有发生,后来竞发展到昼夜-,连南市 署分所一度也被便衣队占领,—连多日 声不绝,人心惶惶,市民叫苦不迭。 面对事态的发展,王树常除向张学良及时报告外,还同张学铭联名电告南京,报告津变过程。讵料11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训令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向日道歉,取缔反日言论,中国先撤防御工事与日本司令香椎谈判。”王树常接电令后悲愤交加,对其秘书说:“我老家辽中,未放一 就叫小日本给占了。我要对得起国家民族,天地良心,不能让天津成为东北的继续,我真不知道中央是怎么想的。这训令不能公开,你存档吧!”王树常按南京政府的训令,与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会谈,几经磋商,按日本无理要求消除敌对情绪,拆除距日租界30O米以外的防御工事,并在这个区域内恢复 岗哨。以后,王树常每谈及此,都感到是莫大的耻辱。
  日本视中国地方当局的忍让为软弱可欺,就在中国方面拆除防御工事后,便衣队在日军机 的掩护下,11月26日又发动了攻势。保安队当即予以还击,香椎恼羞成怒,竟惨无人道地用重炮对天津市区疯狂地轰击,造成许多无辜平民的伤亡。南京政府外交部为此向日方提出 ,谴责日本-天津居民的暴行。日公使重光葵便以王树常调十五旅参战为由,向中方提出“质问”,要求中国撤兵。同时提出惩处河北省及天津市军政长官的无理要求。一批汉奸,也大造舆论要求撤换省市军政长官,妄图把这场汉奸特务的-说成是当地群众由于不满省市当局所造成的。王树常迫于压力则表示同意让步。
  王树常镇压便衣队-的态度虽然坚决,但屈于蒋介石的压力,行动上不可能果断,加之便衣队以日租界为巢穴,无法根除,天津形势依然紧张。王树常只得采取每日-的消极办法,地方上的小商、小贩以及三轮车夫均叫苦不迭,直接影响到人民生计,直接受害者约30000人之众。天津市各界对王树常颇多指责,使他压力很大。于是便向张学良提出辞呈。鉴于王树常的要求和天津的形势,张学良约于学忠谈话说:“河北问题,庭五很难应付,你做事果断,意志坚强,我想让你二人的职务对调一下。”此时河北地方也有人抨击王树常所任用者多为东北人,而用当地人甚少。
  l932年8月王树常任平津卫戍司令期间,赞成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情学生抗日救亡的爱国行动。曾释放过一些被捕的爱国学生和中共地下党员。 1933年初日军大举进犯热河,张学良于北平誓师,率东北军投入抗战,王树常参与帷幄运筹。 3月热河失守,张学良-下野出国“考察”,成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牺牲品和替罪羊。王树常对蒋介石的所做所为,特别是对张替蒋介石背着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十分不满,但他为人怯懦,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1935年夏日本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王树常被解除平津卫戍司令职,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曾命王树常去西安接替张学良职务,整编东北军,达到瓦解东北军上层集团的阴险目的。王识破其险恶用心,严正地拒绝了这一安排。 1937年1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任令王树常继朱绍良为甘肃绥靖主任,王未就。国民党政府为解决西安事变善后有甲、乙两案。于学忠接到甲,乙两案指示后,曾电留居平津的东北人士,征询意见,并希望推代表,同西安代表何柱国共赴溪口晤张。由张作相、万福麒、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王树常、汤玉麟、胡毓坤、陈兴亚、高纪毅等人,在天津王树翰宅邸会商。大家一致赞同万福麟的意见,实行甲案,继由东北元老刘尚清、王树翰、刘哲、王树常赴溪口晤张。东北军整编后,王树常被任命为豫皖绥靖副主任和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全民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王未就。1937年11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往重庆,王不久随军避往华南,即辞去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职,在野赋闲。未几举家迁往香港,旋即送子去美国读书,而其眷属由香港迁往上海。 l940年王树常由美国回到上海,后又迂回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他又举家迂到北平隐居。王树常不为日伪汉奸的高官厚禄所诱,保持了应有的民族气节。
  抗战胜利后,王树常希冀国共两党继续合作,以图和平建国,造福于人民,他曾去南京找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但蒋介石一意孤行要打内战,王痛心疾首,因此他始终没有卷入内战漩涡。蒋介石曾一度想利用其在东北的影响。任命他为东北行辕主任,因遭陈诚何应钦反对而作罢。事后张群向王泄露这一内幕。王一怒之下要求退役,这一“上将退役”事件,当时曾轰动国民党军政界。
  北平解放前夕,蒋介石曾给王树常送去飞机票,要王氏夫妇去南京,王则借口年老体弱,家小众多,拒绝随国民党南逃而留居北平。后来他为北平和平解放积极奔走斡旋,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北平解放后,王树常得到妥善安排,周总理曾经给予亲切关怀。
  新中国诞生后,王树常积极参加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他曾出任水电部参事室参事,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
  王树常于1960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


王树常相关
经历历史事件:
中原大战 (公元1930年)
第一次直奉战争 (公元1922年)

同年(公元1885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60年)去世的名人:

下一名人: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