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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伟


[公元1892年-1978年]
  李国伟(1893~1978)原名李忠枢。江苏无锡(今江苏无锡市锡山)人。1915年毕业于唐山路矿学院土木工程科。1918年按岳父荣德生意愿,辞去陇海铁路徐州段副工程师职务,在汉口市白矫口创办福新第五面粉厂,任协理兼总工程师;后又在妻伯父荣宗敬的授意下,在汉口建成申新第四纺织公司,生产经营都很有起色。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陷落上海、无锡,荣家在江南的企业或毁于炮火,或落入敌手。李想保住岳父家在汉口的这点家业,把申新四厂迁往内地。为此,1938年夏,在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过程中,他先派人,后又亲自入川选择申新四厂新址,并包了一艘英商货轮,先将万锭旧纱机和80台布机装船西运。由于长江上尽是西迁工厂运送机器和军政机关运送货物、人员的船只,航道堵塞,速度特慢,且轮船过不了三峡,到宜昌后又转雇70条木船,历尽波折,耗时半年到重庆。出于“一动不如一静”的考虑,荣德生和“申四”的大部分股东更加不赞成工厂拆迁。
  这时,一个全称叫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中国工合或工合)的组织在武汉挂牌成立。工合当时的任务,就是动员战区的工厂内迁,并把内迁的重点定在西北。为了争得国民政府的支持,工合推举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为理事长、宋美龄为名誉会长。宋美龄曾于8月初到申新四厂察看,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迁,她以不容分辩的口吻说:“拆迁是政府最高当局的决定,必须执行。”她按照工合实际负责人艾黎的意见,对厂长章剑慧说:陕西宝鸡比较安全,去宝鸡的铁路尚通,政府可以尽力设法调拨运送机器的车皮。荣德生和股东们得知要把申四迁往荒凉偏僻的宝鸡,急电李国伟“设法挽回”。但汉口市政府采取的不迁就炸毁的焦土政策,已使拆迁成了唯一选择。李在向岳父复电“拆迁已定,无法挽回”的同时,指挥员工将拆下来的纱布机和发电机装上火车,到同年9月10日,申四运到宝鸡的机器已达60车皮。计有纱机20000锭、布机400台、3000千瓦发电机一部和钢磨12部。李与职工们先在斗鸡台火车站一间票房的后边,用帆布和青瓦、铁皮搭起棚子住下,把装机器的木箱摞起来构成一圈围墙,借来步枪、子弹,日夜守卫机器;为了维持大家吃饭,还把10台细纱机租给西安大华纱厂。1 939年7月,李完成了宝鸡建厂的工程设计,10月取道香港飞至重庆,12月返回宝鸡。但就在他回宝鸡的两个月前,日机轰炸西安大华纱厂,纱机全被炸毁。为了不使未来的申新重蹈大华覆辙,他察看了邻近陈仓峪的地形和土质,又征询了铁路工程师吴凤瑞的意见,认为只能建筑窑洞工场。荣德生看了他报去的计划书,于1940年1月5日复函“同意照造”。但荣和申四那些住在上海的大股东,对在土窑洞里装机器、办工厂这种闻所未闻的“创举”一直心存疑惑。于是,4月间又以股东名义发公函给李,以开掘窑洞耗资费时,万一坍塌“则祸害实不堪设想”为由,要求“中止此项计划”。李没有执行股东公函的决定,一面回函解释,一面督促加紧施工。他在厂务会议上说:“环视西北半壁,纱厂寥寥无几。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民众,均有赖吾等接济。所以我们应从速完成建厂任务,努力增加生产。”还说:“在紧急的时候,多增加一份生产就是多一份国力。”说干就干,李和工人们夜以继日艰难施工,克服塌方、地下水等地理条件带来的困难和水泥、钢筋等原料奇缺的困难,到1941年春,共开出窑洞24孔,其中7个各长60米的窑洞用6排横洞穿过联通,形成一个巨大的地下车间,安装了申新纺纱工厂全部设备的70%。
  李在领导职工建造窑洞工场的同时,选建了十几间平房,安装了几台粗纱机,准备开始少量生产,但却没有动力。当时的陕西,只有1935年建成的一个仅有2200千瓦发电能力的西京电厂,连西安城里的照明也无力满足。申四迁到宝鸡时,西京电厂在宝鸡设了个分厂,全部设备就是一台75马力的柴油机,只能供县城机关的照明用电。申四的纺纱机要转动,只能自己想办法。他们采用能借就借、能买就买的办法,终于用木炭机、旧汽车引擎,把一台75马力的蒸气机驱动起来,后来又通过陇海铁路局租借了一个火车头,使平房里的粗纱机转动起来。然而这点微弱的动力是无法保证窑洞工场竣工后全厂的用电的。解决动力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尽快把从汉口运来的3000千瓦的发电机安装起来。然而,电机房和锅炉房如何建造?是李和工厂几位负责人最挠心的问题:电机和锅炉的高度无法在窑洞里安装,平地建房又躲不开日本飞机的轰炸,经再三琢磨商议,最后决定在平地上建筑一座具有窑洞功能的堡垒式锅炉房。他们把墙和屋顶厚度加大到通常设计的三倍以上,在屋顶上密排着用铁路路轨和470桶水泥浇灌成的“T”字形水泥屋梁,上面又铺盖十余尺厚的黄土层。在黄土层掩蔽下,1941年1月5日,申四原动部3000千瓦透平发电机正式运转,全年发电1500万度,除用作本厂动力外,还可供给宝鸡城内部分照明。
  原动部和窑洞车间相继建成、申新四厂全面复工不久,就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1 941年5月22日,八架日本飞机侵入宝鸡上空,在申四厂区投下了40枚炸弹,20余间平房和堆积在屋外的面粉机被炸毁,上千斤的棉花被烧成灰烬。而原动部和电机、锅炉,窑洞工场和纺纱机器却完好无损。荣德生看了李国伟发回的汇报,当即命人回复:“此后无论原料制品均不宜堆置于显露之处,最好多挖窑洞,以便堆存,即使于工程上稍费,亦宜为之,且需从速进行。”上海的申新股东们,终于明确表示支持窑洞工程。此后,到宝鸡申新四厂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接待最隆重的是1942年11月由胡宗南翁文灏、熊斌、顾维钧陪同前来的英国议会访华团。著名作家林语堂1943年参观之后,在他的《枕戈待旦》一书中,盛赞窑洞工厂是“中国抗战期间最伟大的奇迹之一”。
  申新正常生产以后,李又在宝鸡建成福新面粉厂、宏文造纸厂,并赴贵州聘请机器制造专家李统劼来宝鸡,创办了申新铁工厂;还在白水县开办了宝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为统一管理川、陕、甘三省的企业,李设立了总管理处,由他任处长兼各公司经理或董事长。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他在工人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艰难创业,为前方提供了大量的纱布、面粉、纸张和机器零部件,成为中国战时民族工业的范例之一。
  抗战胜利后,李迅速恢复汉口申新、福新的生产,改建上海面粉公司分厂和渝新纺织厂,筹建宏文造纸公司上海分厂,将总管理处改组为5个公司,共辖16个工厂。解放前夕,李又在广州创建面粉分厂,在香港创设九龙纺织公司和工厂。1949年将各公司管理机构迁往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中南局-部派人赴香港,向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1949年12月18日,李毅然率总管理处人员返回内地。董必武北京接见他,并勉励他恢复、发展生产,造福人民。
  1951年11月,李代表申四、福五、宏文等私营企业,与陕西省工业厅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书,共同组成公私合营新秦企业有限公司,李担任公司私股常务理事。他高兴地说:“合营是工业界的大喜事,是适逢其时。”1954年,汉口申四、福五工厂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公私合营,他被推选为董事长。到1956年1月,他所掌管的工厂全部实行公私合营。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一生所经营的工厂都还之于人民,实是终生最感愉快的一件大事。”他先后担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湖北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全国工商联第一至三届常委、湖北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在李的捐献请求被谢绝后,他在购买的28万元公债上加盖“支援建设,放弃兑现”图章,以示爱国之心。
  “文革”中,李也遭到厄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欢欣鼓舞,嘱其妻荣慕蕴将存款捐给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作教育基金,做到“生前家财捐献尽,留得清白在人间”。1978年10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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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诤 (19091978)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中将 江苏常州武进
余立金 (19131978)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中将 湖北黄石大冶
王近山 (19151978)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中将 湖北黄冈市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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