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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年英


潘年英,男,侗族,1963年生于天柱县石洞镇盘杠村。1980年考入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1984年毕业分配到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发表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先后加入贵州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作家协会等学术团体。1994年荣获庄重文学奖,1997年3月调厦门大学任教,1997年获贵州省民间文学奖、广西民间文学奖,2000年获首届侗族文学“风雨桥奖”。2001年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2003年被泉州市委、市政府作为泉州市第三批优秀拔尖人才予以表彰。

有哲者说: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灵魂,是人类前进的战斗号角。在人文生态普遍受到关注而文坛低迷文学在低谷徘徊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潘年英先生用人类学和文学完美合璧筑起的精神家园。是的,潘年英以其独特的天赋、超人的毅力和卓越的才华,创作并出版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人类学著作和文学著作,据统计他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共有13部之多,而且他本人就是一本丰厚的读不透的奇书。

翻开潘年英的履历细细品读,我们惊奇地发现:。他原来也是普普通通的农家之子。1963年出生在天柱县石洞镇盘杠村,聋杠是一个至今不通公路的极贫侗寨,他从小就从父母那里学会了一口的侗语,是地地道道的侗家人。1980年天柱民族中学毕业后带着缤纷绚丽的作家梦,他叩开了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的大门,从此在茫茫的学海中,埋头苦修,1984年8月毕业分配到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从事社会学研究是他步人社会的第一个起点,也是他风雨人生的第一个跳板,因为在大学时代他就曾经跃跃欲试,并在省刊《青年时代》发表小说处女作《城市与乡村》,以后陆续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多篇,其中有散文《遥远的月亮》、《向山外》、《老屋》等。他早期的作品比较芜杂,除了小说、散文等文学板块之外,还有长篇纪实文学、民俗论文、民间文学论文和文艺评论,影响较大的有长篇纪实文学《女性大雪崩》、文学论著《文化扩张与文学影响研究》、《试论(风满木楼>》、民间文学论文《侗族鱼图腾考》、《中国南方神话的结构原则及其文化精神》等等,其间,他先后加入了贵州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民俗学会等学术团体。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选准目标,朝着“民族”、“民间”、“边缘’’的方向猛攻,承担或参与《镇远县情》、《侗族文化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与社会变迁》、《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等国家级重点课题的研究。天道酬勤,1993年潘年英推出了他的散文集《我的雪天》,在读者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引起了文艺界的共鸣,就在这一年他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成为侗族文坛最年轻的实力派作家。次年他又推出25万余字的学术专著《民族・民俗・民间》一书,鉴于他对民族文学的突出贡献,1994年他荣获庄重文学奖,是获此殊荣的贵州两名青年作家之一。荣誉、掌声和鲜花不期而至,在荣誉面前,潘年英并没有因此洋洋得意、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相反,他更加执着地坚持创作。

1996年初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省直机关组织扶贫与农村党建工作队下基层挂职,单位领导找他谈话,当时他正处在父老家贫子幼困难的时期,推辞的理由很充分,但是作为一名党员。他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任务,毅然决定来到位于黔南的独山县麻尾镇挂职扶贫,担任镇长助理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审视‘‘贫困’’现象,对扶贫工作提出了一种非常新颖独到的新观点和新思维,他认为,对贫困地区搞“一刀切”的“现代化”或“工业化”模式,盲目无序地开发,不仅破坏了,原有的“富裕”的资源和环境,而且最终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绝对贫困。5月8日,他得到父亲病危的消息,匆匆赶回天柱老家,父亲已经弥留不能言语,他抱住父亲,泣不成声……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他又一声不响地返回独山,因为父亲是一位善良的农民,他心里装着父亲,更装着千千万万的贫困农民。

1997年3月,正是江南燕 长的时节,潘年英只身来到了厦门经济特区,在鲁迅曾经任教的厦门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他一边给研究生上文学理论课,一边写作《扶贫手记》。,厦门气候酷热,白天夜晚叫人坐卧不安。他把困难踩在脚底,每天写作5000字,读半本书,睡前还要“三省吾身”。《扶贫手记》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在独山一年的扶贫调查资料,当他写到父亲在贫病交加和极度思念儿子的痛苦之中遗恨西去时,忍不住失声恸哭。

《扶贫手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学术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寓理论于形象之中,语言生动活泼,文笔流畅,既有文学意义上的通俗性和可读性,又有学科意义上的深刻和新颖,我以为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学术佳作”(李立鹤先生语)。此前,潘年英的人类学专著《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九十年代末的几年里,潘年英一步步走向辉煌,作品迭出。1998年推出小说集《寂寞银河》,当中的《不虚此行》、《寂寞银河》、《生命的粪坑》使人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潘年英的足迹遍及侗乡苗寨,1999年他把无限的乡恋凝成散文集《边地行迹》。

世纪之交,潘年英满怀跨越新世纪、迈向新时代的信心,又隆重推出了“人类学笔行系列”丛书《故乡信札》、《木楼人家》、《伤心篱笆》。《故乡信札》以清新的笔触描绘侗乡盘村的婚丧嫁娶;《木楼人家》把侗乡传统的民俗、节日文化娓娓道来;《伤心篱笆》则以凝重的笔调描写盘村侗人的生命意念和生活情趣,揭示出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对幸福和未来的憧憬和企盼。作家韩少功如是说:“潘年英的小说是哀伤的流水、温暖的夕阳、思念的野草和山间的小路,当一幕幕时尚流逝之后,当一局局争夺了结之后,这样的小说还将默默地与人们一道远行”。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亦云:“潘年英以自己故乡为背景,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现

代侗乡农民生活的图画……这位作家更多地是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具有独创性的创作手法来展示侗乡农民的文化,来观察最基本的农村社会,来思考传统习俗的保护和继承。

潘年英身居闽海,心系贵州,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西南及其西南的民族文化,2001年他出版摄影集《文化与图像》,目前又有《西南笔记》、《西南闻见录》、《田野文丛》即将出版。

潘年英以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默默实践“-”,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文汇报》、《新华文摘》、贵州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泉州电视台等媒体争相报道他的事迹,《福建民族》发表了《从大山到大海――记青年学者潘年英》的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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