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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柏真可


[][公元1543年-1603年,明末四大高僧]

  紫柏真可(公元1543—1603),明代四大高僧之一,晚号紫柏。吴江(江苏)人。明代南直苏州人,俗姓沈,法名达观,中年后改名为真可,号紫柏。
  紫柏年少时,性格刚烈勇猛,貌伟不群,慷慨具侠义气。十七岁辞亲远游,本欲立功塞上,途经苏州阊门,因大雨不能前进,投宿虎丘云岩寺。一日,行至苏州阊门,忽遇大雨,不能前进。当时,虎丘僧明觉禅师在苏州办事,偶然见到他,壮其伟岸,知是法器,遂以伞蔽之,并邀请真可禅师同归虎丘云岩寺,共进晚餐。那天晚上,真可禅师听见寺僧唱诵八十八佛名,心大开悦,即将腰间所缠十余金,赠给明觉禅师,并请求出家。明觉禅师遂予落发。
  受具足戒后,真可禅师曾在嘉兴东塔寺,碰到一位僧人在抄写《华严经》,心生恭敬,便跪在一旁观看,叹道:“吾辈能此,足矣!”于是,他便来到武塘景德寺,掩关三年。出关后,真可禅师便回到吴门云岩寺,辞别明觉禅师,决志策杖游方,以究明生死大事。
  一日,真可禅师无意间听到一位僧人唱诵张拙秀才的悟道偈,至“断除妄想徒增病,趋向真如即是邪”这两句时,忽然生起大的疑情。从此以后,真可禅师每至一处,都要把这两句话写在墙上,时时提撕,以至废寝忘食,头面俱肿。后来,终于有一天用斋的时候,真可禅师豁然大悟。他感慨道:“使我在临济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
  真可禅师悟道后,即遍历禅席,居无定所。他曾经到过庐山,一度深究法相精义,后又朝五台山,不久又游京师,参礼燕京大千佛寺真圆遍融禅师。遍融禅师是一代华严宗匠。
  禅学
  明代的佛教以禅宗最盛,但是宗风却极端的衰微。对于晚明禅宗密室传帕、冬瓜印子的宗风,真可、德清等人就感到相当的不耻。有鉴于宗风的衰败颓废,有志之士发愤振兴,提出禅净双修、禅教一致的口号。佛门僧侣几乎都兼修各宗各派之学,就连禅门也不例外,禅净法门不二、经教不废等观点也出现在禅僧的语录中。诸宗融合成为明末佛教的特 一。这不仅使得禅学有了复兴的迹象,同时也带动了整个佛教复兴的浪潮。对于这股风潮的推动,明末的四大师功不可没。四大师一致认为没有经教做为背景,便无法获得真正的禅悟。他们从实践到理论,都有促进佛教融合复兴的倾向,指引出禅宗入清以后的发展方向。以真可而言,他一生视复兴佛门、振兴曹溪法运为己任。有鉴于丛林空讲自心佛性,徒以冬瓜印子相为印可的劣陋。身为禅者,真可不仅力振禅门风气,同时强调“文字般若”的重要,特别揭示经教在禅修中的功能。而他对于唯识学的重视,也激起晚明研究唯识学的风潮。
  明末思想界中,普遍存在三教同源的思想,佛门的高僧多兼通外学。明末四大师都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莲池袾宏原是个儒生,憨山德清年少时“习举子业”,蕅益智旭也有援佛入儒的著作。同样,紫柏真可也主张三教同源,在他的文集《长松如退》序言中就自称出入于儒释道之间。
  紫柏真可主张儒、道、佛一致,不执守佛教的一宗一派,融会性、相、宗义,贯通宗、教。德清大师曾称赞紫柏:“予以师之见地,足可远追临济,上接大慧之风。”紫柏主张佛、道、儒一致,他融和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提出:“不杀曰仁,不盗曰义,不婬曰礼,不妄语曰信,不饮酒曰智。”并写有五首偈颂,对照佛、儒二家五种人伦道德。
  紫柏对佛教各宗派思想主张调和态度,“不以宗压教,不以性废相,不以贤首废天台”。同时认为文字经教是禅僧得悟的先决条件,不通文字般若便不能契会实相般若。其《石门文字禅序》道:“夫自晋宋齐梁学道者,争以金屑翳眼。而初祖东来,应病投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后之承虚接响,不识药忌者,遂一切峻其垣,而筑文字于禅之外,由是分疆列界,剖判虚空,学禅者不务精义,学文字者不务了心。夫义不精,则心了而不光大;义精而不了心,则文字终不入神。”可见紫柏深入文字般若与实相般若,并能贯通融会,交相应用。又紫柏所订“礼佛仪式”,除发愿礼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外,还教示礼拜西天东土历代传宗判教并翻传秘密章句诸祖,此亦调和各宗的具体表现。
  一日,闻一僧诵秀才张拙的-偈,至“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内心大疑,四处书此二语于壁上,苦思不得其解。一日斋时,忽然大悟:“使我在临济、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自是气宇超绝诸方。不久,参云谷禅师,叩华严宗旨。后至匡山,深究相宗奥义。
  万历元年(西元1573),紫柏转至北京法通寺,亲近华严宗匠遍融和尚,又从禅门耆宿啸岩、暹理等禅师参学。两年后,至嵩山少林寺参谒大千常润法师。不久,南徙至浙江嘉兴,密藏道开法师钦仰紫柏的风范,特来访谒,紫柏留他为侍者。
  嘉兴楞严寺原为宋代名僧子璇著经疏处,然已荒废甚久,紫柏遂发愿重修,太宰陆五台愿为0,道开任干事,陆五台之弟云台施建禅堂,五楹既成,礼请紫柏作联,紫柏刺血书之:“若不究心,坐禅徒增业苦;如能护念,骂佛犹益-。”
  紫柏真可禅师悟道因缘白话解说
  径山紫柏达观真可禅师,俗姓沈,江苏吴江滩缺人。真可禅师少时性格雄猛,卓尔不群,坐若熊蹲,行如象步。十七岁时,欲立功名,辞亲仗剑远游。一日,行至苏州阊门,忽遇大雨,不能前进。当时,虎丘僧明觉禅师在苏州办事,偶然见到他,壮其伟岸,知是法器,遂以伞蔽之,并邀请真可禅师同归虎丘云岩寺,共进晚餐。那天晚上,真可禅师听见寺僧唱诵八十八佛名,心大开悦,即将腰间所缠十余金,赠给明觉禅师,并请求出家。明觉禅师遂予落发。
  受具足戒后,真可禅师曾在嘉兴东塔寺,碰到一位僧人在抄写《华严经》,心生恭敬,便跪在一旁观看,叹道:“吾辈能此,足矣!”于是,他便来到武塘景德寺,掩关三年。出关后,真可禅师便回到吴门,辞别明觉禅师,决志策杖游方。
  一日,真可禅师无意间听到一位僧人唱诵张拙秀才的悟道偈,至“断除妄想徒增病,趋向真如即是邪”这两句时,忽然生起大的疑情。从此以后,真可禅师每至一处,都要把这两句话写在墙上,时时提撕,以至废寝忘食,头面俱肿。后来,终于有一天用斋的时候,真可禅师豁然大悟。他感慨道:“使我在临济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
  真可禅师悟道后,即遍历禅席,居无定所。他曾经到过庐山,一度深究法相精义,后又朝五台山,不久又游京师,参礼燕京大千佛寺真圆遍融禅师。遍融禅师是一代华严宗匠。
  初到大千佛寺,遍融禅师便问:“从何来?”
  真可禅师道:“江南来。”
  遍融禅师又问:“来此作么?”
  真可禅师道:“习讲。”
  遍融禅师道:“习讲作么?”
  真可禅师道:“贯通经旨,代佛扬化。”
  遍融禅师道:“你须清净说法。”
  真可禅师道:“只今不染一尘。”
  遍融禅师便令真可禅师脱掉外衣,施给旁僧。
  真可禅师遂依旨奉行。
  遍融禅师于是回头看着真可禅师,说道:“脱了一层还一层。”
  真可禅师一听,便微笑点头,于是决定留在遍融禅师座下学习经教。
  此外,真可禅师还参礼过禅门大德笑岩、暹理等禅师。九年后,真可禅师又重新回到虎丘,并于松江闭关百日。
  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真可禅师前往嵩山少林寺,参礼大千常润禅师,请求印可。刚到少林寺,正赶上常润禅师上堂说法,为大众讲解禅宗公案。真可禅师以为常润禅师以口耳为心印,以帕子为真传,遂感叹道:“西来意固如是耶?”于是决定不入参请,旋即回到南方。
  在嘉兴,真可禅师看到古楞严寺久已荒废,被当地的大户人家占用,变为园亭,心生感慨,曾作诗咏道:“明月一轮帘外冷,夜深曾照坐禅人”。于是他四处活动,发心修复。在五台居士的护持下,古楞严寺很快修复一新。真可禅师后应五台居士之弟云台居士的邀请,撰联云:“若不究心,坐禅徒增业苦;如能护念,骂佛犹益-。”
  真可禅师曾经感叹法道陵迟,纲宗堕地,自誓要以荷担0为己任。他认为,以往所刻大藏经,卷帙浩大,不便于普及,于是四处奔走央告,寡资招贤,雕刻方册大藏经,以便流通。真可禅师在世时,此藏尚未完成。后人秉其遗愿,继续雕刻,至清初才完成,是为《径山藏》。
  真可禅师与憨清禅师交往甚为密切。二人曾商定共修明代《传灯录》。后因憨山大师被告以私建寺院之罪,被捕入狱,此事终成泡影。万历二十八年(1600),南康知府吴宝秀因拒绝执行朝廷征收矿务税的命令,被弹劾逮捕,其夫人哀愤自缢而死。这两件事对真可禅师的刺激甚大。他曾经感慨道:“憨山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务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若释此三负,当不复走王舍城矣。”
  此语后被传到宦官的耳朵里,他们欲置真可禅师于死地。万历三十一年,真可禅师因“妖书”事件,遭诬陷被捕入狱,几经拷问,始终不屈。后来虽查无实据,但是执政者仍不放过他,将他定为死罪。真可禅师听说过,遂说偈云:
  “一笑由来别有因,那知大块不容尘。
  从兹收拾娘生足,铁橛花开不待春。”
  又云:“世法若此,久住何为!”
  于是,真可禅师便索汤沐浴,嘱咐侍者性田道:“吾去矣,幸谢江南诸0!”
  性田侍者闻言,痛哭不已。真可禅师呵斥道:“尔侍余二十年,仍作此去就耶?!”
  当时,有位姓吴的读书人亦在场。吴生向真可禅师请问0。真可禅师遂作偈云:
  “事来方见英雄骨,达老吴生岂夙缘。
  我自西归君自北,多生晤语更冷然。”
  说完,便端坐而化。
  御史曹学程听说真可禅师已坐化,急忙前来探视。他抚摸着真可禅师的手说:“师去得好。”
  真可禅师又张开眼睛,向曹御史一笑而别。一时狱中香气不绝,六天之后,真可禅师颜色如生。春秋六十一岁。
  雕经
  明神宗万历初年,紫柏至大云寺参访云谷禅师,在场的法本法师谈起袁了凡居士慨叹梵夹本大藏经,卷帙重多,不易流传,希望改为方册,俾使藏经得以广为流通,紫柏当下赞同,发愿作刻藏的旗鼓,同时撰“刻藏缘起”,陈说刻藏的利益,鼓励募刻全藏,得到陆光祖、冯梦祯、曾同亨及瞿汝稷等人的热心赞助。
  紫柏命道开负责开雕方册藏经事宜,法本协助参与刻藏工作,并于万历十四年,与道开东访僻居东海牢山海印寺的德清大师,德清特由京城回访,二人相见恨晚,畅谈达旦。为刻藏之事,两人曾多次出入京城竭力奔走,当慈圣皇太后得知刻藏之举,本欲发内帑下令诏刻,紫柏却不愿接受,表示“宜令率土沾恩”,言明此事应让全国民众共同出资营办,普沾法益。
  方册藏经的开雕,历经多年辛苦筹备,终于在万历十七年创刻于山西五台山妙德庵,以明代北藏为基本,对校明代南藏,由紫柏门人如奇法师等主持。后因山中苦寒,不便刻经工作,再加以地处偏僻,材料运送十分费事,四年后即南移至浙江杭州径山寂照庵续刻,故以“径山藏”(明藏万历版)称之。其后又在嘉兴、金坛等处开刊。门人吴用先修复径山下院化城寺,作为贮存经版之处,并施资刻经数百卷。后因各版皆在嘉兴楞严寺印行,故又名为“嘉兴藏”。
  德清
  万历二十年,紫柏五十岁,北游房山云居寺,朝礼隋代高僧静琬和尚所刻石经,于石经山雷音洞佛座下得和尚所藏佛舍利三枚。慈圣皇太后得知紫柏已至京城,命近侍陈儒备办斋供,供养僧伽黎。紫柏辞谢道:“自惭贫骨难披紫,施与高人福更增。”太后遂恭请佛陀舍利入宫供养三日,并赐内帑造大石函,将舍利重藏于石窟。
  静琬和尚刻石藏经处,像设拥蔽,石经薄蚀,而琬公塔院也早已被寺僧所卖,紫柏于是以太后所施斋银将塔赎回。适巧德清来访,二人便共往石经山礼赞,紫柏请德清为舍利的发现及琬公塔院的复兴,撰写<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及<涿州石经山雷音堀舍利记>,紫柏则撰写<房山县天开骨香庵记>。
  其后,紫柏与德清两人在都门西郊相对畅谈四十昼夜,共议复修明朝《传灯录》,并相约前往曹溪,复兴法脉。万历二十三年,紫柏在庐山等候德清一同前往曹溪时,却获知德清-致难的消息,于是独自先行。紫柏行至京师,才知德清被谪戍雷州,便在江浒之地等待。时值严冬,两人相见于下关旅泊庵,紫柏握着德清的手说:“公不生还,吾不有生日!”并发愿为德清诵《法华经》百遍,祈求佛力加被。
  蒙冤
  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对于明朝的佛教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明太祖规定所有的僧侣分为禅、教、讲三类,除了从事瑜珈事业的教僧之外,禅、讲诸僧只能在丛林中专事于禅修与经教的研习,使得僧侣多被限制于山林之内,断绝了与世俗之间的来往。这应该也是明中叶以前,历史上极少有高僧住世之相关记载的主要原因。
  这种严格的僧俗隔绝规定,也是在妖书事件发生时,真可被询以“如何不在山中修行”的主要原因。这种“离群索居”、“经忏佛教”的佛教型态,与明太祖的佛教政策有着极大的关系。明成祖永乐因受僧人的帮助篡夺帝位,一改太祖对佛教严统的态度。成祖对佛教的尊崇,带动了以后各朝的佛教发展。各朝的帝王,几乎都好佛。由于帝王对于佛教的崇信,无论是在藏经的刻印,寺院的兴建,都有很大的帮助。王室支持的态度,对于明末僧人佛教事业的推动有极正面的影响。如紫柏真可与憨山德清在复寺与刻经的事业上,就都得到曾慈圣皇太后的赞助。然而帝王的崇信佛教,对于教团的发展也绝非只是正面的影响。朝廷错误的宗教政策,使得僧团过度的发展,导致僧侣素质的低落,这也是造成明末佛门衰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万历二十八年,朝廷征收矿税,宦官乘机扰民,南康知府吴宝秀拒不执行征税命令而被逮捕,夫人愤死。紫柏多方调护,授以毘舍浮佛偈予吴宝秀:“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谆嘱其诵十万颂,当可出狱。紫柏忧心忡忡地感叹道:“老憨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
  紫柏慷慨激昂的言论,终于引起朝廷的侧目,门下弟子与德清等人皆力劝他尽速离京。不久,谤言四起,忌者乘机诬陷他滥用公帑,乃朝廷内部倾轧,匿名“妖书”的造作人,紫柏遂蒙冤被捕下狱。
  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执政法司定罪论死,紫柏以世法如此,久住何为?即说偈云:“一笑由来别有因,那知大块不容尘。从兹收拾娘生足,铁橛花开不待春。”言毕,端坐安然而逝,世寿六十一,法腊四十一。遗骸浮葬于西郊慈慧寺外,后移龛至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万历四十四年于开山前文殊台荼毘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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