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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有猷


[公元1912年-1949年]
  
胡有猷
  一、离家求学 投身革命
  胡有猷,又名献华,1912年农历9月1日出生在贵州省凤冈县城,父亲胡怀宗,做黄丝、食盐生意,家境较裕。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5月21日,凤冈县城遭受洪灾,史称“癸酉大水”,父亲不幸被淹死。此后母亲何氏操持家务,但家境日渐萧条,再加之当时匪首袁绵文驻兵县城,四处抢劫,匪风猖獗,全家出现了难以糊口的现状。虽是清苦,母亲何氏仍竭力供其上学,1929年,15岁的胡有猷高小毕业后考入贵阳市师范学院。
  胡有猷自小刻苦学习,各科成绩堪优,是县城内出类拔萃的小才子。他爱好广泛,尤好文学、美术、外语,同时还自学俄语。在课余,他阅读了不少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进步书籍,还写下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日记和诗词作品。闲暇时,他将这些读书笔记编制成四十多本,存放在凤冈县城老家。可惜在十年文革中,胡有猷所存的四十多本读书心得,多次遭到浩劫,大多散失,只有少数存在他后世及亲朋家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开始侵华战争,大片河山沦于敌手。声援抗日、抵制外族的爱国热潮顿时席卷全国,贵阳-也日趋高涨。胡有猷目睹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使他经常与一些志向相同的同学谈论国家命运,畅谈个人理想,并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从而成为学校中的积极分子。1933年胡有猷与贵阳一中地下党员寇述彭组建了“贵阳学生抗日救国会”,胡有猷任秘书并负责起草“救国会”章程。该会于1923年成立后,先后多次组织爱国学生上街--,反对军阀统治,反内战,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投降-行径进行揭露。1934年,胡有猷在贵阳师范毕业。
  1936年,在“贵阳国劳文化协会”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与同乡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创办《滇黔月刊》宣传革命思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有猷返回贵阳私立大夏大学读书,他与生活书店联系,以“读书座谈会”和“战争科学座谈会”的名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探讨抗日救国大计。同年8月13日,由于他积极参加和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及出版《民先导报》,被当局逮捕。后经亲友保释出狱后,他在贵阳师范附属中学教书,创办《小学教育周刊》,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同时,在中劳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贵阳分校学俄文,为今后赴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做好充分准备。
  1939年秋,胡有猷离筑返渝准备前往延安抗大学习。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0,大肆捕杀赴陕青年未能如愿。后经党组织同意,胡有猷来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开展-活动,深得该社负责人黄炎培和民主人士沈钧儒的赞许。后胡母何氏六十寿辰时,沈钧儒还亲笔题赠条幅,以示祝贺,足见沈老对胡的嘉奖之情。“皖南事变”后,国共破裂,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特务多如牛毛,耳目遍地皆是,开展地下工作十分困难。为了革命的需要,胡有猷转移到川北一带做地下工作。
  1943年,他又奉调回到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先后以寸滩中心学校、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大夏中学及社会部第四育幼院教师、教导长的公开身份,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不停地开展革命活动。据胡有猷的侄女胡庆瑞于1983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怀念我的叔父胡有猷》一文载:“(那时)我们家里人时常为他的安全担心,曾劝他回到老家暂避一段时间,免遭毒手。家乡一些当年的同窗出于对他(从事的革命活动——作者注)全然不了解,希望他回县当县长或中学校长,或参加1947年“国大代表”竞选,但叔父视官禄如草芥,胸怀坦荡,不畏-,爱憎分明,立场坚定,断然一一拒绝,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与意志,仍然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针对家人和朋友的劝阻,胡有猷推辞道:“我对政界工作不感兴趣,我热爱的是教育事业。”事实上,他抛弃了个人名誉,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服从党的安排留在重庆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二、从决裂到携手
  胡有猷考入贵阳市师范后,母亲何氏在家中给他订了婚事,未婚妻是何坝乡欧家千金欧翠兰。欧家家境殷实,欧翠兰又是独生女,从小娇生,有吸大烟(鸦片烟)的劣习,这些对当时在外求学的胡有猷一概不知,但他极不满意这桩婚事,多次-都没有成功。后来他托好友冉鸿逵到欧家去说他的“坏话”,以达到欧家主动解除婚约,好友冉鸿逵虽去了欧家游说,但未能如意,最终在母亲的逼迫下与欧翠兰结婚。
  1984年,胡有猷遇难35周年,时在凤冈县政协工作的冉鸿逵回忆往昔、唏嘘不已,创作一首律诗《悼念故友胡有猷烈士》以抒发对故友的无限思念。“六十年来感电驰,家国兼忧先殉党。筑城夜话几人知,须眉无玷任求疪。关情配偶违君愿,三生石上重相会。携手浮桴恨我痴,为改缁衣换钵衣。”诗中“关情配偶违君愿”一句,就清楚记载了当年他去欧家说“坏话”一事。不情愿的结合,使胡有猷无法尝到婚姻带来的幸福,是时,他正在贵阳求学,已投身于学运活动,所以很少回家。有一个假期,胡回到凤冈老家探亲,晚上发现妻子欧翠兰提着灯笼出了门,他感到有些异常,便悄悄跟踪,结果发现妻子欧翠兰是去烟馆吸鸦片。胡有猷顿时伤心欲绝,回家后痛哭一场,第二天不辞而别回到贵阳,之后连续几年都没回家,并登报声明与欧翠兰解除夫妻关系。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胡有猷才回到凤冈。在家乡他向青年们传播进步思想,教他们唱《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传输什么叫共产主义等知识。之后,胡有猷与志同道合的李昌琦女士结婚,先后生肓了四个孩子,长子胡庆中,次子胡庆国,一对孪生兄妹胡庆新、胡庆生,四个孩子的名字联在一起便是“中国新生”,一位忠诚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将自己的全部心愿和希望,都倾注在新中国的诞生和下一代的成长上。革命未竞事业,后世代代相传,1949年胡有猷遇难时,他的次子胡庆国才2岁多,庆国成人后,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1977年为中国的气运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一年庆国才30岁,他的儿子胡渝也只有2岁。如今,烈士胡有猷的亲人分别住在重庆、贵阳等地,仍然在不同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烈士的大无畏精神,给后世留下难忘的记忆。现居重庆的女儿胡庆生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说:“听母亲李昌琦讲,父亲为了躲避特务的视线,在领导学运工作中,工作场所、通信地址、居住地点不得不经常变换。白天忙完之后,晚上研读文件及‘-’,总是深夜才睡。在小川北开展工作时,经常一整天只吃一顿饭,饿着肚子跑很远的路,在渝(重庆)时也随时用两三个烧饼或一碗小面就算一餐饭。”侄女胡庆瑞回忆道:“叔父牺牲时,我们还很小,记得的东西不多,只知道生前家里曾经多次营救,但他就是不写-,不写自白书。”
  三、被捕前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往南京,党在重庆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庆市委,这时胡有猷在市委委员彭咏梧的领导下,专门从事学运工作。
  为了更好领导和开展全市-,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区南岸三个学运特别支部。胡有猷任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负责北碚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学运工作。北碚是重庆重要的文化区之一,有乡村建设学校、湘辉学运和勉仁中学等数十所大中学校,党的力量比较强。党员分别由南方局青年组和重庆、巴县地方党组织领导,同一个学校就有三个系统互不联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战斗组织,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来清理关系,建立了统一的党支部。
  1947年暑假的一天,胡有猷顶着烈日来到城区莲花池,向乡建学院学生党员甘光余布置工作,在听取了甘光余汇报学院的情况后,又向甘传达了市委决定:“乡建学院建立统一支部,由你担任支部书记,回去要尽快把学生组织发动起来。”之后,在胡有猷的直接领导下,北碚地区的学运风风火火,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
  1948年 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说党内出现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他深知情况严重,赶紧通知了有关同志,销毁、转移了-,作了各种应急准备。4月17日下午,胡有猷正在教室上课,突然有人通知他到院长办公室。他警觉到可能发生意外,但仍沉着镇静地走进院长办公室。
  “你是胡有猷吗?”一个便衣特务问。
  “我是。”他微微点头回答。
  “胡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特务假装客气地说。
  育幼院离北碚中心还有十来里路,山高路窄,特务怕胡有猷逃跑,一押出校门,就将他捆在滑竿上抬走。快到北碚街口时,特务突然问他:“你认识蒋启予吗?”
  他蓦然一惊:难道蒋启予也被捕了?平静地回答:“我不认识。”
  “他家住在什么地方?”特务又追问一句。
  “我与他素不相识,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胡有猷放心了,敌人不知道地址,说明北碚师范的党员蒋启予没有发生危险。但出乎他的意料,特务押着他走了一段路,竟直接走到蒋家对面马路口的缝纫店。一个特务拿着一封信,冒充蒋启予的朋友,欺骗蒋的母亲说,是蒋启予约他从沙坪坝赶来的。蒋母不知真情,就叫保姆马上到街上去找蒋启予。胡有猷见状心如火焚,只有一个念头:快想办法营救同志!这时,蒋启予的妻子坐月子睡在里屋,发觉情况有异,伸出头来探望。胡有猷急中生智,想到自己常去蒋启予家,与蒋妻相识,于是故意咳嗽一声。当蒋妻用惊诧的目光看他时,他故意低下头装着不认识。胡有猷的反常举动引起了蒋妻的警觉,她赶忙抱着小孩装着逛街,抄小路拦住回家的蒋启予,叫他赶快过江转移到隆昌老家去。
  特务等了一阵不见蒋启予的踪影,知道上了当,就将胡有猷押到兴江旅馆一个房间,进行突击审问:“快说,蒋启予是不是共产党?甘光余是不是共产党?”
  胡答:“我不认识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晓得。”
  特务“啪”地一声打了他一耳光,进一步追问:“你与乡建学院的甘光余是什么关系?”
  “我是育幼院的老师,教的是小学生,与大学没有什么关系。”
  特务见他不说,就用被子捂住头打0,打一阵问一阵,结果什么也没问出。
  17日傍晚,在一辆美制囚车内,紧铐双手的胡有猷陷入了沉思: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被捕?敌人为什么知道蒋启予的地址和甘光余的名字?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他分析可能是上级领导人出了问题。胡有猷很快知道了自己被捕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出卖的,而蒋启予、甘光余也是叛徒一起供出的。好在由于胡有猷给蒋妻的巧妙暗示,使蒋启予得以虎口脱险,甘光余和北碚的其他党员也没有发生意外,北碚的党组织因此得以保存了下来。
  敌人从叛徒的口里知道胡有猷是中共地下党北碚特支书记时,便妄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北碚地区的中共党员一网打尽。在用尽了种种酷刑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时刻,特务们只好让叛徒冉益智出面劝降胡有猷,而胡有猷凛然挺立,大声呵斥叛徒冉益智。尽管胡有猷受尽毒刑拷打,但他所领导和发展的数十名共产党员,一个也未暴露。
  四、狱中斗争
  胡有猷同志用坚定的革命信仰,战胜了特务们的醋刑和叛徒的劝?降,始终没有出卖党组织和战友们。面对这位来自黔北的铮铮硬汉,特务们把他投入到人间魔窟渣滓洞,开始了19个月的非人生活。
  胡有猷被关押在渣滓洞楼上二室监狱里,在狱中,他仍然坚守秘密、团结同志,把监狱变成对敌人斗争的新战场。在重刑之下胡有猷难开铁口,敌人为了达到瓦解关押同志,便在狱中办了两期“新生”墙报,逼大家写稿表示悔过自新。胡有猷在学运工作中,曾积极向《挺进报》、《新华日报》撰稿,是一支有名的笔杆子,特务们便软硬兼施,都遭到他的严拒。胡有猷还随时提醒同室的难友们要随时警惕,要团结一致挫败敌人的阴谋。1948年7月27日,重庆各报刊载了叛徒冉益智的“自白书”和“供词”:“北碚区之胡有猷,曾在湘辉学院吸收金臣麟,在乡建学院吸收吕雯然等为党员,在北碚师范有外围组织创造研究社及群众三人。”敌人根据冉的供词,先后逮捕了金臣麟、吕雯然、甘光余等人。由于金、甘、吕,是通过胡有猷来发展和领导的,冉益智和他们没有见过面,不敢与他们“对质”,更供不出他们所领导的党员,因此,敌人仍千方百计在胡有猷身上打主意。在叛徒指认和敌人严刑逼供的极端险恶情况下,胡有猷明知吕雯然是共产党员,甘光余是支部书记,金臣麟与自己是同一个党小组,可始终坚持不承认他们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胡有猷坚定不移地保护同志,致使他们所在的乡建学院、湘辉学院和北碚师范的党组织,一直到重庆解放也未遭到破坏。
  1949年春季的一天,在阴森的渣滓洞监狱的院子里,特务徐贵林正在凶狠地毒打小难友蒲小路,胡有猷见状怒睁双眼,朝着特务徐贵林大声斥吼“不许打人”。震耳的吼声如一根导火线,使全室的难友纷纷发出-的吼声,特务给怔住了,不得已悻悻而去。1949年,曙光普照山城,重庆已得到解放,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密令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到成都、重庆实施“大-、大爆破”。 11月14日晚,特务徐运举秉毛人凤之命,将胡有猷、江竹筠、李青林等30位革命志士,秘密押到歌乐山电台岚垭秘密杀害,当时,胡有猷才37岁。
  当年在中共重庆地下党工作的吕坪后来写了一篇题为《怀念战友》的文章,发表在2010年的《光明日报》上,吕坪是著名作家吕雷的父亲,他在文章中沉痛地写道:“据后来统计,除有15人逃离监狱外,一年多来先后有285位烈士牺牲,其中包括和我有过直接联系的胡有猷、杨韧、陈诗白几位同志”。
  五、曲折的认定
  解放后,胡有猷的历史一直得不到澄清,其主要“依据”是重庆方面的档案上有“胡有猷,党员、已自首,可能是叛徒”的记载,为此一直未被定为烈士。
  而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胡有猷是被叛徒冉益智供出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当他被捕后得知自己是被冉益智出卖时,也就承认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这种大无畏精神不能说明他存在叛党,只能证明勇于承认自己是为了保护更多的同志。1949年4月17日,在一辆封闭式的囚车里,被捕的胡有猷遭受特务们的突审,当特务问胡北碚和肓儿院地下党的情况时,他只用“不知道”三字作答。这些都是曾与胡有猷同车关押的余永提供的可靠材料。
  为了澄清胡有猷的历史问题,1983年重庆复查组调查了曾与胡同室关押的金臣麟,金臣麟是胡有猷发展的地下党员,金后来说“胡有猷明知我是共产党员,被捕的吕雯然是乡建学院的共产党员,甘光余是乡建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但他只承认我们是赤色群众”。1949年初,国共和谈时,胡有猷发展的金臣麟、甘光余、吕雯然被保释出狱。面对这些史实,1983年8月28日《四川日报》登载了一篇署名艾风、吴中福、赵世富的文章,标题是《这叫“叛变自首”吗?——胡有猷烈士殉难复查纪实》,详细讲述了对烈士胡有猷的复查经过和历史-。1983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正式认定胡有猷为革命烈士。
  胡有猷同志出生于凤冈、革命于重庆、遇难于渣滓洞,与江竹筠、李青林等30位革命烈士一样,在全国解放之际血染红岩,可是这位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奉献出年青生命的铮铮铁汉,今天的大多凤冈人却摇头不知,惜乎、叹乎!
  今日之事不忘前世之师,我们没有理由遗忘过去,胡有猷是唯一被国民党枪杀在重庆渣滓洞的凤冈人,他与江姐、赵雪峰、华子良、小萝卜头等一样是人们心中永远的英雄,一样与红岩彪炳千秋。他虽然在黎明前倒下了,但是他用年轻的生命和对党的忠诚驱散了满天的阴云,换来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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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公元1912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49年)去世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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