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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夫


[公元1911年-1948年]
  车夫,原名车永年,化名王兴义、卡亢,1911年出生于河北省怀来县沙城镇三街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
  全家11口人,只有几亩薄地,打的粮食连半年也不够吃。为了维持生计,他父亲只得给人打短工、做零活,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全家仍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生活。
  尽管家境贫寒,一家人还是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供车夫上学。车夫不负父老的期望,刻苦读书,勤奋好学,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入宣化师范。就在这个时期,共产党员张苏、林枫等人到该校进行革命活动,成立学生“读书会”,组织学生秘密阅读进步书籍,传播马列主义,并成立了党的组织,车夫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车夫和同学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宣传革命主张,积极声援北平-。在党的教育下,他明白了“富人是怎么富和穷人为什么穷”的道理,开始树立为天下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而奋斗的信念。
  1936年6月,车夫和任执中等几个进步同学经桑园、孔涧来到宣涿怀抗日根据地,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他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不畏艰险,进步很快。同年10月,经工委负责人郭永明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兼县大队政委。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怀来,国民党军不抵抗,狼狈溃逃,沿途抢掠,蹂躏百姓,各地的土匪流氓,也趁火打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使我怀涿地区不得安宁。同年秋,怀来县珠窝堡村地痞董九吉在当地地主富农的支持下,组织起了“联庄队”,队伍很快发展到700多人,成为当地一支庞大的地主武装。1938年2月,党组织派王巍(原名朴一禹,朝鲜人,后曾任朝鲜内务省外相)、张梓华、郭永明等同志带领工作队,在八路军宋邓支队的配合下,开辟宣涿怀抗日根据地,经过宣传教育董九吉表面上愿意抗日,并接受了改编。5月,董九吉趁宋(时轮)邓(华)支队东征冀东,宣涿怀地区兵力减少之际,本性暴露,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桑矾事件”。一夜之间捣毁了桑园、矾山区救国会和县救国会,杀害了长征干部宋邓支队组织科长张梓华、除奸科长姚子茹,抓捕了县领导郭永明、蔡委心等18人。追随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时间,宣涿怀地区血雨腥风,阴云密布。
  为了重新打开这一地区的抗日局面,11月,县委派车夫深入桑园一带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策动袁德文武装起义。11月的一天,车夫来到桑园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以小商店为掩护,化名王兴义,以账房先生身份出现,从事革命活动。
  车夫一面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一面积极做袁德文的工作。袁德文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他的部队备受日本鬼子和伪警察队的歧视、排挤。车夫通过我地下工作人员刘振声、王宝山同袁德文取得了联系,袁表示同意见面洽谈。车夫和袁德文在水磨村第一次见面,给他讲了咱们都是中国人应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道理和抗日斗争的形势,袁很受教育。以后车夫还向袁德文赠送了《论持久战》、《挺进军的三大任务》、《敌后游击战》等书籍和共产党的宣传材料。在车夫的多次帮助教育下,袁德文进步很快,不断向官兵进行秘密抗日宣传,积极准备反正并不断为我军提供方便。
  袁德文的活动使日军产生了怀疑和警惕,日军决定解除自卫团的武装。在紧急情况下,袁德文马上派人和车夫联系,车夫迅速向县委做了紧急汇报,上级同意,立即进行武装起义。
  1940年6月20日深夜,袁德文、史荣恩率400余人举行起义,离开原驻地,会师于芦青岭。车夫亲自接见全体起义官兵并讲了话。挺进军司令部命名这支部队为“平西游击三总队”,下辖四个营,任命袁德文为总队长,史荣恩为副总队长。这支队伍起义对于改变宣涿怀地区敌我力量的对比,对于打开这一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车夫虽然是个文人,但是无论在艰苦的环境中,还是在激烈的战斗中,他都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1940年9月下旬,日军对宣涿怀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县长佟瑞野牺牲。为掩护主力和后方机关转移,车夫带领县大队同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大斜阳战斗中,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前沿阵地,广大指战员见政委亲临火线参加战斗,情绪十分高涨,英勇作战,多次打退敌人进攻,使我主力和后方机关安全转移。战斗中,他还冒着枪林弹雨从火线把伤员背到10公里外的南大寺。以后,在倒拉嘴、上河,平叛涞水地主富农等多次战斗中,他都是身先士卒,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为了保存实力,根据上级指示,宣涿怀地区党政军决定向涞水一带转移。由于敌人-严密,部队从涿鹿到涞水走了好几天,途中没吃上一顿饱饭,饿得肚里“咕咕”直叫。车夫患有严重肺病,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和同志们一样坚持,为部队做出了表率。在车夫带领下,虽然沿途遍地到处有玉米棒,可是没有一个人掰玉米吃,模范地遵守群众纪律。
  车夫十分关心同志,凡是和他在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同志无不感受至深。他在兼任县大队政委期间,战斗中获得的战利品,如毯子、大衣、食品等除上交外,其余总是给战士们和其他干部。
  车夫不仅在生活上对同志关怀备至,在政治上也十分关心同志,当时县大队有个叫刘占和的小战士,到部队才十几岁,由于家境贫寒,小时没上过几天学,车夫就手把手地教他写字,学文化,学革命理论,在车夫的培养教育下,小刘进步很快。18岁那年经车夫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提升为指导员。
  1938年秋至1939年初,他在深入桑矾地区发动袁德文起义的同时,还极为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培养教育工作,经常给王宝山、马占鳌赵林、刘国宝、王文如等讲革命道理,并赠给他们不少解放区的刊物及进步书籍,使这些同志很快成为这个地区的骨干力量,后来先后发展为我党党员,为我党我军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冀热察区党委、军区负责人-、萧克的接见和表扬。这些同志的成长和进步,与车夫的培养教育分不开。
  他对同志不论参加革命早晚一视同仁,尤其是对起义投诚过来的同志毫不歧视,而是满腔热情,耐心帮助教育,为了发动袁德文起义,从1938年秋至1940年6月,他用了近两年时间,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袁德文及他的部下都认为,车部长有耐性,为人热情厚道。
  一天,我三总队在鹿叫坡突然被敌军包围,突围中,副总队长史荣恩身负重伤,壮烈牺牲。车夫考虑到史荣恩刚起义不久,建议上级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又亲自起草并致了悼词,高度评价了史荣恩的功绩,他那充满怀念的感情以及对史荣恩实事求是的评价,使起义人员深受教育和感动。
  车夫是秘密参加革命工作的,家里好几年都不知道。后来由于出了叛徒,敌人才清楚大名鼎鼎的车夫,就是车永年。敌人没有抓到车夫,于是就开始破孩他的家人,多次抄家,家中被弄得一无所有,并威逼他的父亲,要他劝车夫回来投降,并给官做,家里也跟着享福。老人一声不吭。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恼羞成怒,抓去老人严刑拷打,百般折磨。
  车夫得知后心里十分难过,当时有的同志提出由组织上托关系出面营救,免得老人受折磨。车夫知道,组织营救要花很多钱,而组织上也十分困难,因而坚决不同意。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的-内战,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为了保存力量,根据上级指示,我平北地区党政军决定实行有计划的战略撤退。当时,车夫担任龙关县委书记,由于情况紧急,为不影响组织安全转移,车夫毅然把只有两三个月的小儿子托给当地老乡收养。后来情况缓和,组织上派人找过孩子,据当地群众讲,为躲避敌人的破孩,收养孩子的老乡早已迁走不知去向。以后,由于战斗频繁,工作繁忙,车夫再没有时间去找孩子,直到他去世,也不知道孩子的下落。
  参加革命后,为了革命事业,他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但他总是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第一,从不把个人疾病放在心上,只要不倒下就咬牙坚持。1947年冬,在冀热察学校,他抱病为参加整风的干部作报告,后来实在不能坚持,才被送往医院。
  车夫虽入院治疗,但因种种原因,加之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车夫于1948年4月因患急性黄疸性肝炎,医治无效,不幸辞世。
  车夫虽然逝世40多年,但他那种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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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公元1948年)去世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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