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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谦吉


[][公元1509年-1560年,明代兵部侍郎、赠右都御史]
  魏谦吉(1509-1560),字子惠,号槐川,北直隶柏乡县(今河北邢台柏乡县)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授监察御史,历甘肃、山西巡抚。进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嘉靖三十九年六月初三日卒,年五十二。赠右都御史。
  魏谦吉之兄魏谦光,为清相国魏裔介之高祖。
  年表: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授监察御史,历甘肃巡抚、山西巡抚。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以兵部右侍郎任陕西三边总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任职期间,移固原守备于镇戎(今固原市原州区八营),以守葫芦峡;改河州守备为参将。
  嘉靖三十九年,升兵部左侍郎。
  嘉靖三十九年六月初三日卒,年五十二。赠右都御史。
  著作:《春秋大旨》十卷,《周礼纂要》,《大学衍」义补摘要》等。
  生平和政绩魏谦吉以修《春秋》在家族子弟中独树一帜,且学业优良,得以“贡入太学”。魏谦吉参加科考“联举乡、会试,咸魁选”。事实上,查《明清进士题名录》可知,嘉靖十七年(1538)戊戌科殿试共取士320名,魏谦吉荣膺第三甲第146名,赐同进士出身,彼时魏谦吉30岁。志文撰者袁炜即为该科探花,日后因弹劾严嵩而闻名的沈练亦为魏谦吉同年。据《明世宗实录》载,魏谦吉进士及第的第二年,即嘉靖十八年(1539)十一月,即被授予试监察御史,分属云南道,应该说,这是一个带有临时性质的职位,一年后正式以监察御史之职步入政坛。嘉靖三十一年(1552),魏谦吉移职大理寺,嘉靖三十三年(1554),重回都察院系统,嘉靖三十七(1558)年九月以后,一直任职兵部,从事军事活动,直到人生终点。以下依据志文内容,佐以《明实录》等文献资料,以时间顺序为经,以其不同部门和职务为纬,梳理魏谦吉政途和政绩,撮其要,叙其事:(一)云南道监察御史。
  明代的监察系统职在都察院,系统庞大,职掌显要。据《明史?职官志》,明代全国分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查纠内外大小官吏,在内掌两京刷卷、京营巡视、监临科考等,在外掌巡视地方、清理军伍、监军、榷税、巡盐、提督学校、考察官员、录囚、刷卷等,且协管两京、直隶衙门事务,虽品阶不高,但权力颇重。其中云南道协管京师所在的顺天府各项政务。据志文表述,魏谦吉并没有真正赴任云南,而是在其他地方履职。在监察御史任上,他做出了与职责相应的业绩:1.巡视顺天府,惩治不法宦官。主要政治活动为“榷芦沟商税”。查史料,此“芦沟”应为“芦沟桥”,明廷在北直隶设芦沟桥宣课司,征收通关商税。可见在此期间,魏谦吉在顺天府从事监察,惩治了在商税征收中上下其手、损公肥私的宦官,在特定条件下起到了正风肃纪的作用。2.巡视山西,劾大同总兵下狱。志文中“巡视中路”,语焉不详,无法明确魏谦吉在顺天府以后的巡视地域。参照《明实录》,魏谦吉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二月前后任山西巡按御史,则很有可能“中路”即为山西一带。作为巡按御史,他一方面整饬吏治,一方面奏请赈灾,可谓履职尽责。“劾赵氏下狱”是这期间的又一件大事,关于此事,志文共用27字,言之不详,莫辨原委,需综合史料,详加考证。关于赵氏的身份,志文用字颇为蹊跷,如“大□总兵”,由于碑文漫漶,“□”不明何字。考明代历史,明廷在北边大同、大宁二地驻有总兵,除此之外,无其他含有“大”字的驻军所。联系上文,推测应为大同。总兵赵氏党附勋戚,恣肆不法,被魏谦吉参劾下狱。志文既不挑明总兵姓名,又不明指勋戚为谁,显系事涉敏感,故只存事实而隐姓名,以免滋生延续后世恩怨。赵氏为谁,史料无明载,但此“勋戚”尚可进一步探讨。《畿辅通志》载:“魏谦吉……巡视北城,劾武定侯郭勋纵恣下狱,舆论快之”,参照这条资料,则“勋戚”很可能为嘉靖年间显赫一时的武定侯郭勋。然而根据志文,魏谦吉参劾的是赵氏,并没有直接将矛头指向郭勋,说法互有参差。考虑到《畿辅通志》成书于清代,且为转述,可能存在细节上的问题,我们在此采用志文的说法。郭勋因为“大礼议”而受明世宗赏识,之后恃宠而骄,渐为朝议和皇帝所不容,嘉靖二十年(1541)九月,被言官参劾下锦衣狱。此后,言官并没有停止对郭勋的参劾,终使之在嘉靖二十一年冬天死于狱中。这个事件发生的节点和魏谦吉巡抚山西的时间点部分重合,则很有可能魏谦吉也参与了对郭勋的参劾。按明代军制,大同卫隶属于后军都督府,而郭勋在事发前正在掌管后军都督府,所以,志文中“赵氏党勋戚”的说法不足为奇。也正因此,无论魏谦吉是否有意,参劾赵氏都必会将焦点引向郭勋。郭勋在朝中势力很大,以魏谦吉此时的资历和位置,暂不可能对其一击中的,对《畿辅通志》中的这条记载,应有所取舍。所以笔者认为,魏谦吉在巡按山西任上,将骄横不法的大同总兵赵氏劾下狱中,对武定侯郭勋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中外翕然悚”一句来看,此事应发生在郭勋系狱之前。3.巡查河东盐务,化解边境危机。河东即山西,明代山西产盐区集中于运城地区的安邑和解州,所以巡盐河东实际上就在运城一带。明代中期,山西太原府北境从东向西依次设有雁门关、宁武关和偏头关,合称“三关”,作为屏障拱卫太原府。这个时期,蒙古军事力量进入河套地区,明朝的边患压力陡增。山西“三关”特别是偏头关与河套相邻,因此警报不断,冲突连连。魏谦吉在巡盐任上,恰遇边警,通过修筑城堡、迁移百姓等措施有效应对,化解危机,展现了军事才能,为后来总督军务做了铺垫。
  4.巡按江西,修复白鹿洞书院。据嘉靖年间南丰教谕郑守道记述,“大巡魏槐川翁奉圣天子敕来按大江以西”,“激扬振肃”之后,查访白鹿洞,并决定修复书院。此次修复,“鼎宗儒祠七间,修号舍五十余间,整理器用,诸物悉具”,“洞之阙者以补,废者以新”,对于恢复白鹿洞书院的讲学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结合《明实录》来看,时间应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五月。5.巡视九门,甘肃选军。魏谦吉巡按江西后,遇疾休养,既而又遭遇丧亲之痛。一段休整期后,被明廷委以巡视京营的重任,再一次从事军务。综合志文和《明实录》来看,此次巡视京营很可能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该年六月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率军大举进犯明朝,直至八月攻至北京城下,导致京师-,形势异常紧张,史称“庚戌之变”。明世宗一方面急诏勤王军队支援,另一方面分命文武大臣防守京城内外。据实录记载,京师九门和皇城四门“以给事中张勉学、御史魏谦吉等各四员充监视官”,志文中亦云:“南北多事,师旅旁午。公典九门,奇正营则规画防御,百尔饬然具举。”二者所说应为一事,即在紧急情况下被明廷委以重任,在九门中的一处监视守门军队组织和行动的情况,肩负保卫京城的重任。是年十一月,魏谦吉以御史的身份奉命前去甘肃抽选边兵,以充实和加强京师的军事力量,即志文中所说:“搜戎河西,往返数千里外,昼夜飚驰,不三月选军三千,悉如制”,并获得了明世宗的嘉奖,“赐晏赉马”。(二)大理寺丞、少卿。
  魏谦吉在这个职位上的活动时间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至迟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之前,志文和实录中都没有记载具体事迹。这一阶段,魏谦吉的官阶从正七品的监察御史升任正五品的大理寺丞,直至正四品的大理寺少卿。(三)右佥都御史、右副都御史。
  魏谦吉于嘉靖三十六年五月以前,任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直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九月,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从政重心逐渐过渡到军旅生涯。根据志文,这个时期魏谦吉做了不少军事工作,不但申明军队纪律,严格人才选用,完备侦察系统,更是针对边境情况向明廷上疏建言,陈述策略。志文显示,经过一番作为,效果也是明显的:“斩获多”“上功首虏数益倍”,作为军事统帅来说,是成功而称职的。(四)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
  嘉靖年间,南倭北虏,边警迭现,外患突出,因此明廷格外重视边境防务,其中延绥、甘肃、宁夏为陕西三大边境重镇,合称“三边”,为蒙古鞑靼部侵扰的重灾区。“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者,为一方军政之首,巡抚、总兵、地方三司俱听节制,位高权重,非知兵善兵者不得任。从弘治年间开始,历任三边总督皆为朝廷重臣,名家辈出,如杨一清王琼曾铣等。嘉靖三十七年(1558)九月起,魏谦吉被委任以正三品的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说明了他之前的施政方略和军事成绩得到了明廷的认可。志文中总结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施政要点:一是勤勉敬业,如“兼程抵镇”“石画至废寝食”等,除此外还上疏《防守要务十事》《战守便宜九事》等,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边境形势;二是注重侦察敌情,“亟檄乘陴侦逻,视昔尤谨”。这个时期,魏谦吉曾向明廷条奏“预防七事”,备军方案主要有:1.河州防区升格,从守备“改设参将,增兵三千人,与洮河参将分地防守”;2.修葺军备,“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四镇城堡墩台近多废圯,宜速令修葺,增备器具,了举烟火,以便防御”;3.置造火器,“查各州县城堡原旧有无火器,酌量冲简,分别事势为之,补造给发以资守御”。在另一份奏议中,他强调严厉法度,“议将城外被贼杀虏人口及失陷大堡者一概拟罪”。另外还积极建议扩大总督的权力,紧急情况下允许便宜从事,就近征调附近兵力。“大虏移驻河西,甘肃边情视各镇为急,遇有寇警请不俟奏报,以便宜调山西、大同、宁固游兵应援,及量诸路远近,定限传报日期,庶军程有稽,不致延误。”这些建议均被明廷采纳或不同程度采纳。应该说,这些都是针对实际情况的务实措施,对于巩固边防付出了很大努力,做出了相当贡献,收到了一定成效。魏氏主持三边军务期间,督兵与蒙古军交战见于《明实录》记载的有两次,前者发生于山丹岔口、西宁等处,与俺答一部接战,“-斩首虏一百余级”;后者发生于宁夏、河东、毛不剌等处,抵御都剌免台吉等部,“斩首六十二级”,这在当时明军非常被动的背景下已经十分难得。此次主持三边军务,为魏谦吉人生的最后阶段,嘉靖三十九年(1560)三月卸任,任职时间不到两年。兴办书院1.重修元氏县封龙书院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魏谦吉等曾出资修整封龙书院,聚徒讲学。
  《封龙山新建圣像藏室记》由嘉靖柏乡县进士魏谦吉撰文,记述了元代封龙书院所存孔、颜、曾三石像被遗弃、埋没又重新被发现并建室保存的经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龙书院在元明两朝的盛衰变迁,为封龙山重要碑刻之一。
  2.重兴白鹿洞书院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巡抚魏谦吉重建宗儒祠、斋舍、整理器用,清理洞田,选南康府、九江府生童三十余人人洞肄习,聘南丰教谕郑守道主教事。郑守道著有《重兴白鹿洞记》,碑传。嘉靖二十七年(1548),参政张元冲置田,南昌府教授冯元提举.白鹿洞书院。
  家族世系从明朝的七世祖魏寒腊起,先后次序为:魏寒腊→魏彦通→魏和→魏兴→魏鉴→魏寿→魏儒→魏谦吉。
  志文明言魏谦吉一支为巨鹿魏征后裔,则柏乡名宦魏谦吉、魏裔介一系皆应是祖上从邢台巨鹿迁徙到邢台柏乡。
  柏乡魏氏从魏谦吉的祖父魏寿开始获取功名,逐步成为官宦之家。魏寿官汶上(今山东汶上县)训导,为明代地方官办教育机构的教职人员。
  魏谦吉之父魏儒,据志文似乎为官于四川岩州,获诰赠右佥都御史衔,魏谦吉之母赵氏亦获诰赠命妇封号“恭人”。魏谦吉之妻李氏,诰封恭人,育有3子4女,三子分别为魏大平、魏大用、魏大治。清初名臣魏裔介为魏谦吉胞兄魏谦光一支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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