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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


[公元1877年-1966年,民国初年高级官员]
  曹汝霖(1877—1966),祖籍浙江。民国初年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1877年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五四运动时期,住宅惨遭烧毁。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不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但并未给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节。
  1900年赴日本留学,支持君主立宪,反对中山共和革命。1904年归国,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被调入外务部。1913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
  1904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
  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
  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
  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
  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
  1917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
  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
  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再次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
  1919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包围并冲入曹宅,放火焚毁其房屋。6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他的职务。
  此后转入实业界,仍任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天河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
  1927年任张作霖军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
  1936年7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1942年3月,任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新民印刷公司董事长。
  1949年去台湾,1950年赴日本。
  1957年迁居美国
  1966年8月4日逝世于美国底特律,终年89岁。
  曹汝霖被定义为著名-贼的渊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905年。这年的11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使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为袁世凯助手身份出现的。这次谈判签订的《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其实就是将日本已暗自侵吞的利益细化与公开化。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曹汝霖便从顾问变成了外交部次长,一0坐到了对日外交的火山口上。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交了公然印着军舰、-的文件(就是当时称为-的“二十一条”)。曹汝霖在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对这段历史记述道:“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章宗祥别号)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日本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
  1915年5月9日,曹汝霖等将“二十一条”亲送日本公使馆时,曹汝霖也是“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袁世凯死后,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使得早前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极力主张-的段祺瑞向日本妥协。而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和担任驻日公使的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此时已被推到强大民意的对立面。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1919年6月,曹汝霖和章宗祥、陆宗舆被免职。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贼”。五四运动中一句著名口号即是“外争国权,内惩-”。“五四”当天,学生-到赵家楼曹宅,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误把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后来,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及罢市。6月10日,-贼曹、陆、章三人被免职。
  “五四”过后,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后搬到北海团城(当时由京绥铁路局看管)暂住。曹在这里足不出户,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有点闭门思过的意思。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只有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这就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抗战军兴,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愿在日伪政权任职,不在自己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上-罪孽。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汝霖不为所动。后来,-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汝霖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活动。北平沦陷前后,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北洋时期的高官显宦,如段祺瑞、吴佩孚、袁世凯之子袁克定靳云鹏等,但这些人都拒绝了。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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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历史事件:
五四运动 (公元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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