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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国祯


[公元1907年-1933年]
  余国祯,名治平,又名明清,化名杨建寒,1907年6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资阳县南津驿乡下,后迁居镇上。
  余国祯幼年时,家境清贫。父亲余炳章借0在镇上开简易染房,从事手工劳动,母亲纺纱织布,加上年迈的祖父母,全家三代五口,长年累月挣扎在饥饿线上。1917年,余国祯刚满10岁。父母见他在干杂活间隙向人求教识字,有志向学,便节衣缩食,送他到镇上一家私塾读书。他发奋攻读,品学皆优。为了节省纸墨,余国祯常常独自到河滩,用树枝作笔,沙滩代纸,练习写大字。对某些繁难字,每次练写数十遍仍不知疲倦。他爱好《三国志》《水浒》等古典文艺书籍,对陈胜吴广李自成等历史人物和中山非常崇敬,时常带领学友在河滩上做打富济贫、惩霸除奸之类游戏。
  余国祯于192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资中旧制中学读书,因家庭经济困难,中途辍学。1926年初春,经幼时同学、共产党员洪沛然介绍,离开家乡到成都草堂图书馆工作,并在图书馆专门学校听课,半工半读。这时,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洪沛然介绍余国祯加入国民党左派组织-学会。他积极宣传新-,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很快成为学会活动的骨干分子。
  1927年春,余国祯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参加共青团华阳县的领导工作。1928年转为共产党员,仍留在团内作领导工作。同年2月,担任共青团川西特委书记。他团结发动青年踊跃参加检查仇货,要求教育经费独立,反劣币斗争和裁兵裁厘等运动,常常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
  1928年成都二一六惨案后,-日益严重,各大、中学的党团骨干分子遭到封建军阀野蛮的-,党团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许多同志在成都已无法立足,被迫转移到外地。余国祯按照组织决定在成都坚守阵地,和同志们共同努力,很短时间内,就把一些学校、企业的共青团组织加以清理、整顿,并重新建立起来,为尔后进一步开展工作打下有利的基础。
  1928年冬,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派余国祯前往川北清理整顿团的组织。同年年底,他被调任共青团江巴县临委书记。在此之前,重庆地区团组织遭到破坏。余国祯同“团临委”其他领导人积极进行清理整顿,发展团员,团的组织又有了较大发展,团员由原来的40多人增加到180多人。1929年秋,余国祯被选为共青团江巴县委书记,继续领导重庆地区团的工作。
  1929年10月,共青团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余国祯被选为团省委组织部长。在团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分析时局,有独到见解,博得同志们的赞许。一位团省委的负责人指着余国祯右额角一道幼时留下的弧形伤痕,无不幽默地说︰“这个'月亮'真是亮得很啊!”之后,同志们便亲切地称他“月亮”或“月亮弯弯”。
  余国祯担任团省委组织部长后,曾一度兼任团江巴县委书记,当时-严重,刘湘在第二十一军军部建立特务委员会,豢养特务,收买叛徒,专门破坏地下党、团组织。团省委领导人只能分散居住,没有一个集中的地下办公机关。日常工作的开展,靠书记、秘书长和部长每天在茶馆或可靠的同志家里踫头,而且又多半是约在黄昏的时候进行,讨论决定了的事大家分头去办。余国祯非常机警,每天出外活动或踫头,总是绕开大街,穿走偏街小巷,巧妙地避开敌人。团省委领导的各次踫头会,他都准时参加,从不缺席。他出色的工作,受到了省委领导的好评,称赞他“是工人运动中一位对党忠诚苦干的,难得的好同志”。
  1930年8月,四川临时省委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积极配合全国暴-动,决定党、团、工会合并,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余国祯被派往自流井工作,担任川南行动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兼青年工作秘书处主任。川南行动委员会成立后,积极组织自贡工人大罢工,并计划组织荣县农民暴-动和组织第十六路红军(在荣县)、第十七路红军(在富顺三多寨)。余国祯参加自贡罢工斗争的组织领导工作,日夜深入盐井工人群众中进行活动,与工人亲密无间,情同手足。有时则同开明盐商及财界中间派人士接触周旋,争取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增强革命力量。当时的工作重点,首先是分别在长土、大坟包、郭家凹等地建立各井灶工厂委员会,踏踏实实地巩固工人群众的基层组织。同时积极筹划成立自贡盐业工人赤色总工会,以便统一领导盐业工人的罢工斗争。
  成立工厂委员会的基础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一天夜晚,在自流井至贡井途中的一个古庙内,由陈仲秋主持召开成立赤色总工会的工人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约3000人,代表们情绪极为热烈。散会时天降大雨,工人们冒雨回家,并在沿途高呼口号,以致引起反动-的注意。次晨,川南警备司令部在贡井、小溪进行大搜捕,余国祯和蔡涛不幸被捕。
  余国祯和蔡涛在狱中,不为威胁所屈,不为利诱所惑,不为私情所动,立场坚定,坚不吐实,使敌人毫无所获。以后,川南警备司令部只好全案移送自贡地方法院审理,首席检察官廖耀渊也一筹莫展,始终抓不到什么证据。在地下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自贡地方法院最后以“不予起诉”结案,宣布余国祯、蔡涛取保释放。从被捕至获释,共历时两个多月。
  余国祯出狱后,随即返回重庆。
  1931年初,余国祯奉命以共青团特派员的名义,参加下川东特委的领导工作,负责整理和发展川东共青团组织。余国祯同下川东特委书记苏爱吾及其爱人黄梦谷(特委秘书)和小交通员共4人,住在特委机关里。
  1931年2月初,苏爱吾出去开会,过了约定时间还未回来,余国祯预感情况不妙,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次日派小交通员侦察毫无结果。傍晚,余国祯顶着凛烈寒风,沉着机警地潜入苏开会地点——兴盛和旅馆附近打听情况,终于弄清了出事经过,由于叛徒告密,苏爱吾已被捕。
  情况异常危急,余国祯连夜带领黄梦谷和小交通员潜入码头,乘木船去各县报警,准备整顿组织,交代任务。
  木船行至中途,又遇一股土匪。土匪见他们无物可劫,便将黄梦谷拖到距江边不远的匪窝龙王庙内,妄图加以侮辱。余国祯不顾生命危险,只身找到戒备森严的匪窝,同匪首交涉。他公开讲明︰“我们是共产党员,同你们无仇无冤,你们不应该0妇女。”余国祯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救出了黄梦谷,使她免遭残害。
  到丰都后,余国祯安排好小交通员,派人护送黄梦谷到重庆向省委报告情况。然后他再到川东各县去巡视,安排好紧急应变的措施。余国祯十分愤慨地对同志们说︰“若非处境艰危,我一定要把叛徒抓来审判。”
  1931年6月,余国祯奉四川省委派遣,化名杨建寒,别名刘知已,打入刘湘第二十一军军部特务委员会,从内部掌握敌情,保护同志,减少党组织的损失。余国祯栖身魔窟,置生死于度外,巧妙地周旋于叛徒、特务之间,完成特殊的使命。
  同月,川东特委书记文强(原为省委军委书记,同余国祯早已熟识)去重庆汇报工作,因被叛徒沉天泽出卖,在重庆中山公园被特务逮捕,关押在第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敌人抓住文强这个共产党要人,喜出望外,连夜进行了审讯。
  次晨,余国祯在关押文强的窗外出现。恰巧,一个看守兵也走了过来,他便机智地骂道,“昨晚在中山公园抓捕的'暴头'真该死呀!我看何必审问,他是游击区来的,千刀万剐也活该!”看守兵问余国祯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昨晚审问他,自己招的供嘛!”
  余国祯走后,文强当即发现门缝中塞进来了一张从香烟盒上撕下的纸片,他拾起来一看,上面写有“有已在”三个字。文强恍然大悟︰余国祯骂我是假,救我是真。
  经过周密的筹划,在一个大风大雨之夜,余国祯趁值班的机会,同薛彦夫等3人冒着生命危险,剪断刘湘特务委员会机关的铁丝网,营救文强越狱逃离虎穴。由于余国祯身份已经暴露,经过组织同意,当即脱离特委会,连夜赶往成都。
  文强越狱后,刘湘下令在重庆-,大搜捕3天,却一无所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3年春,余国祯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他积极领导恢复、整理和发展四川共青团组织,动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劳工从事工人运动,或去国民党军阀部队当兵,秘密传播革命道理,反对军阀进攻红军,开展革命的士兵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天早晨,余国祯同陈平三(地下党员)去成都鹤楼养肺医院,见到张翰年(地下党员,当时任快报经理),谈话间,恰逢《成都快报》社长方镇华来访,商计聘请副刊的问题。张向方说︰“聘请副刊的先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当即将余国祯介绍给方镇华。此后,他就在《成都快报》社工作。
  余国祯文笔犀利,常在快报副刊发表短文,深受读者欢迎。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四川勾结当地军阀策划各种阴谋活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了成都各界人士开展“驱吴”运动。余国祯在快报副刊上连续发表短评,历数吴佩孚乱川祸国之罪,淋漓尽致,如投枪匕首。他写的一篇时评中阐述了“所有现政府一切措施完全无效”之种种理由,切中时弊,对社会各界震动很大。
  《成都快报》的后台为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是同吴佩孚勾搭的重要人物之一。方镇华认为这几篇文章违反了邓的意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余国祯对此毫不妥协,据理力争。此后,方镇华常常多方刁难。为了隐蔽自己,并经组织同意,余国祯于1932年10月离开《成都快报》社。
  1933年初的一天,余国祯途经资阳南津驿老家,正在店面上做手工活的母亲,忽然看见对面茶馆内有一青年,帽檐低垂,目不转楮地望着自己,她仔细一看,见这青年帽檐下有一道月牙形伤痕,原来他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儿子。正想呼叫时,儿子却不断摆手示意。她若有所悟,镇上恶霸于子云不是经常说余国祯参加了共党,捉住要杀头吗?想到这里,老妈妈咬紧嘴唇,两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余母事后得知,余国祯已是三过家门不入了。
  余国祯在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期间,住在成都鹤楼养肺医院。该院院长都鹤楼曾是刘伯承领导顺泸起义时的部下,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是余国祯的好友。因此,鹤楼养肺医院又是团省委与团中央直接通信的联络机关。
  1933年春,设在上海的团中央机关遭到破坏,成都敌特机关得知团省委的联络机关在鹤楼养肺医院,立即派特务追踪缉拿团省委领导人。
  时值余国祯巡视川北未归,四川省委也很快探知他处境非常危险,于是派人日夜轮流到北门外马路上等候余国祯,通知他不要再去鹤楼养肺医院。3月初的一天,余国祯去该医院处理善后事宜,他和都鹤楼等6人被成都-团联合办事处逮捕,医院亦被查封。
  余国祯被捕后关押在成都宁夏街监狱。敌人用尽各种酷刑,他坚不吐实,使-团联合办事处刑侦队大失所望,遂将他转囚于成都县监狱。当时,四川省委曾多方营救,但却无结果。
  在被关押期间,余国祯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在狱中的一首诗写道︰“人怕死,人怕死,人人怕死人人死,日难过,时难过,日日难过时时过”。四川省督办刘湘千方百计要使余国祯自首,曾多次派人到狱中劝说,并以封官许愿为诱饵,诱使他变节投敌,都遭到余国祯严厉的斥责。
  余国祯的旧友陈北斗(此时已在国民党部队当副官)也曾多次到狱中劝说他“掉头”、“反正”,均被严词拒绝。陈假冒余国祯之名,写信诱骗余父到成都,以劝其“掉头”。余国祯对陈说︰“要我改变态度,宁可不见老父!”陈又厚颜相劝︰“写张-,照样可以做官。”余国祯断然回答︰“宁愿砍头,也不变节!”几天后,陈北斗又去狱中对余国祯说︰“先设法出来,以后再看情况。”余国祯回答︰“要我叛变绝不可能,我的一生早交给共产党了!”陈又说,“二爸(指余父)来成都几天了,眼楮已哭肿,要不要他来看你一下?”余国祯昂首回答︰“请二爸回去,我的事他管不了。”并厉声喝道︰“你滚出去!”
  在狱中,余国祯非常乐观活跃,善于团结狱中难友开展斗争。他带着刑伤未愈的身体,主动帮助难友写申辩状词,使一些难友得以释放,难友们感动不已。
  余国祯被捕后,四川省委多方进行了营救,曾拟劫狱未果,后同余国祯约好等待时机越狱。
  1933年初秋,余国祯同狱中难友关系日密。他的爱人雷亚纯根据组织指示,买通监狱看守,经常给余国祯送饭。一次,她在饭篮底层暗藏了一颗地瓜手榴弹(直径约二寸)送给余国祯。第二天,余国祯利用看守的一时疏忽,装着给犯人送饭的模样,混过狱门武装岗哨。他越狱后,因长期-身体虚弱,加之脚镣未除,行动不便,外面接应的同志又未赶到,刚走出监狱不远,便被狱兵发觉追上。正在危急时,余国祯以手榴弹掷向敌人,因仓促未拉保险,没有0,又被抓回-。
  敌人决定杀害余国祯,但并未放弃最后的劝降机会。法官对余国祯说︰“你年纪很轻,为什么要堕入共产党?只要你反了,一切都不成问题。”余国祯回答︰“我可以反,但只要你把国民党内最会说的人找来,能把我说服,我就反。”法官信以为真。次日,请来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宋绍曾、陈紫舆等劝说余国祯,同余辩论。余国祯正气凛然,义正辞严,直驳得宋绍曾、陈紫舆无言答对,狼狈不堪。
  余国祯牺牲前,在狱中曾写一封长信给父亲说︰“有人说你请傅大章表叔托伍钧(资阳县清末举人,刘湘的老师)向刘湘说情,恳祈父亲不能有此举。男为革命牺牲,不枉父母生养。”“儿死后,双亲不必为儿悲……你们虽然失去一个儿子,但是中国人民始终要获得胜利的”。
  在同宋绍曾、陈紫舆辩论后的第二天,1933年8月18日,余国祯被敌人枪杀于成都监狱中。时年26岁。
  余国祯被敌人杀害后,同狱难友在狱中培植了一个小花坛,以志悼念。
  来源:中国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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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公元1907年)出生的名人:
杨成 (19071930) 革命烈士
叶开寅 (19071929) 革命烈士
张文焕 (19071930) 革命烈士
朱育祺 (19071937) 革命烈士

同年(公元1933年)去世的名人:
易法琛 (18901933) 革命烈士
杨松柏 (19011933) 革命烈士

下一名人:叶秀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