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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弟


[公元1904年-1932年]
  字仲义,号曼陀,杨通乡人,1904年3月生。
   父代益,母冷氏,颇有文化教养。徐代益办起私塾,请来塾师。徐永弟被关进书房。枯燥的四书五经远远不能满足徐永弟旺盛的求知欲。他捧起了侠义小说。书中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形象吸引着他,他爱不释手,常常废寝忘食。看到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徐永弟竟急得号啕大哭,发誓道:等我长大有了力气,一定要铲除人间不平事!
   随着年岁的增长,徐永弟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生。父辈念叨的苏秦悬梁刺股,他由敬佩而渐趋于鄙视。在无边庵读高小时,作了一篇题为《狂也疯也悬梁刺股》的文章,对这位士大夫阶级引为典范的读书迷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1924年,徐永弟以优异成绩考入大竹县立初级中学第七班。这时,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马列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大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徐永弟看到了古老国度的锦绣前程,看到了救国救民的光辉大道。他写诗作文,满怀豪情地宣称:“书斋中有何功业?男儿当舍身革命!”他撰写了《自祭文》、《亡友徐君永弟》等,表达了“舍身革命”,义无反顾的坚强决心。
   1927年春,徐永弟毅然背井离乡,前往武汉
   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武汉成为革命的中心。徐永弟和一批陆续上海等地转移到武汉的大竹籍青年,汇集在武汉四川会馆,学习《共产主义的问答》、《剩余价值论》、《唯物史观》等著作,并参加了由游九川、郭子权等发起成立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一说“学术研究会”)。马列主义基本常识拨开了徐永弟心中的迷雾,也培养了他继续钻研革命理论的浓烈兴趣。不久,徐永弟便入武昌中央农-动讲习所学习。他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努力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自己,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实践“舍身革命”的庄严誓言。
   武汉的1927年,也算多事之秋。汪精卫集团的反动倾向迅速增长,围攻革命组织,残杀革命人民。面对反动派的-,徐永弟毫无惧色,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学习之余,他投身于武汉的工农运动之中,宵衣旰食,出生入死,忘掉了个人的一切,在革命的紧急关头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7月“宁汉合流”后,徐德、徐永弟等在武汉无法立足,-于8月相继返回大竹。下旬,中共大竹特支成立。不久,特支改成县委。徐永弟由团转党。
   1927年夏秋,大竹“军团冲突”爆发。中共四川临时省军委认为军团冲突“是在四川首先爆发农民-的绝好机会”,“省委很坚决地决定在大竹举行一次农民的武装-,命令大竹全体同志在省委特派员指导下切实执行 。为贯彻省委指示,中共大竹县委选定当时五区的杨通乡为武装-的据点,派徐永弟到五区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动。徐永弟走村串户,访贫问苦,领导农民抗租抗粮;不辞艰辛,夜以继日,足迹几乎遍及五区各乡。短短几个月,杨通一带的农协会员发展到1000以上,并且建立了党的杨通支部,徐永弟任书记。
   当时的大竹县委,十分注重掌握枪杆子。县委书记徐德打入县团练局,担任壮丁联合会的总指挥。徐德以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取得了团练局长张载之的信任,遂向张载之大力举荐,由共产党人徐光和担任了杨通乡的教练长,徐永弟负责练丁的政治工作。徐光和、徐永弟按照无产阶级军队的要求训练练丁,在练丁中进行马列主义宣传教育。练丁的阶级觉悟和军事素质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杨通乡的练丁队伍,实际上为党组织掌握。
   徐光和、徐永弟以练长名义发行乡公债券,千方百计筹措活动经费。
   这期间,徐永弟已被选为县委委员,负责领导全县的农-动。他在实践农讲所学到的理论与策略,大宣传、大发动。不长的时间,杨通乡、高家坝、新镇铺(属邻水县)以及乌木滩、永兴场等地的农协会员,总计达5000以上,并且积蓄了部分武力,在永兴场,王仕道(子若)等甚至打出了镰刀铁锤旗。
   然而,县委还没有建立起一块可以与国民党地方政府抗衡的根据地的时候,县委的工作已经暴露,杨通的工作已经暴露。农协会的镰刀铁锤旗招来了国民党的密探,徐永弟等发行乡公债券也被地主豪绅多次告发。1928年8月,大竹县长陈石渠下令搜捕共产党人。徐德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布置转移。徐永弟、徐光和等-撤离,苦心经营的杨通苏维埃,旋被扼杀在摇篮中。在中-事博物馆珍藏的1927年至1931年各地工农武装起义和革0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形势图上,大竹地区插着一面象征苏维埃的小红旗,记录着大竹地方史的这一壮举。
   徐永弟背井离乡,萍踪浪迹,“舍身革命”,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8年初秋,徐永弟来到成都,入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他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学生中的革命活动。当是时,在重庆遭到破坏之后的党、团省委机关正在积极恢复。徐永弟终于找到了党,并参加团省委的领导工作。他奔波于成都自贡荣县、威远、乐山犍为宜宾泸县重庆等地,为各地党团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艰苦工作,先后担任过共青团自贡特支书记,党的郭家坳区委书记,党的自贡中心县委工运负责人。
   1929年冬,团省委派徐永弟到重庆,担任共青团江巴县委书记。当时的重庆,政治环境险恶,生活条件艰苦。徐永弟没有社会职业,只能靠组织上发给的每月6块银元勉强维持生计。吃,在城门口,码头边的小摊上,400钱一个“帽儿头”,50钱一碟咸菜,再喝点不要钱的汤,日复一日地对付着辘辘饥肠。住,徐永弟和余国祯、徐庆坚等挤在铁板街一间不过10平方米铺房的楼上,靠梁处尚可站直身子,别处便只能躬腰驼背,蜷局而行。工作归来,三人合睡一张床,合盖一条被。
   小屋里,还有团县委的一个手提式印刷厂——一块钢板,几张蜡纸,一小筒油墨,一块楠竹片,一支被视为宝贝的铁笔。写的印的不论多少,一定要在第二天清早完成。夜深人静之后,昏暗的煤油灯下,三个人都在紧张地工作。徐永弟是深度近视,他紧握铁笔,头埋得很低,全神贯注,一笔不苟,常常通宵达旦。
   当时的重庆,城区较小,郊区没有公路,两江在近黄昏时便要封渡。团县委的工作范围,远及南岸、江北、磁器口;出席支部会已够跑的了,如果发动一场斗争则跑得更勤。只要工作需要,不论白天、黑夜,不论晴天、雨天,不论路途是远、是近,都可以看见徐永弟那瘦小的身影。
   1930年后,刘湘的-特务组织——21军特委会在四川横行;“-自首”政策的实行,又威胁和引诱了大批意志薄弱的人下水。省委和重庆地区党组织连续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3月,重庆寮叶巷二号省委秘书处遭到破坏,省委迁往成都,后在重庆成立了川东特委,下辖重庆等40余县市;8月,川东特委撤销,成立了中共江巴中心县委。徐永弟受命于危难之际,先后担任了中共川东特委宣传部长和中共江巴县委宣传部长。
   在严重的-下,党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群众的斗争情绪也日趋低落。徐永弟敢于藐视敌人的-。他向特委提出,党的活动不能仅仅局限于贴标语、发传单,要搞规模较大的-,纪念劳动节,震撼敌人,鼓舞群众,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他表示,组织-,登台讲演,他去!特委考虑到两江阻隔,又是夜间行动,党、团支部很难集中;要是敌人阻断交通,进行搜查逮捕, 党、团组织将遭到更大损失。详细分析了这种纪念活动的得与失,特委未敢贸然决定。
   为了给党的活动培训一批坚强骨干,徐永弟和重庆市委书记马如龙商议后,决定开办一期临时团员训练班。1931年端阳节后不久,团训班终于在临江门外打金坡一个所在开学了。陈震负责十多个男女的食宿等后勤事务,徐永弟和马如龙分别给团训班讲课,满腔热忱地培养新生力量。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为重庆工人运动的骨干。
   重庆南岸王家沱下游的窍角沱,有一家有日资参加、并由日本人任厂长的又新丝厂。中共江巴县委成立后,分析了重庆当时的工业和职工运动状况,认为又新丝厂工人比较集中,工人受剥削和-最深,工人运动基础较好,因此决定派徐永弟到又新丝厂进一步开展工作。同时,军支书记李惠康也介绍了共青团员邓继文等进厂工作。徐永弟和工人打成一片,在闲谈中启发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很快,徐永弟掌握了不少情况,并且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历次斗争中秘密发展的十多名党团员,逐步恢复了党的关系,党的力量日益壮大。徐永弟及时组建了党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徐永弟常常出现在工人当中,不时召开党支部大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引导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并把又新丝厂的斗争与全市的斗争紧密结合。又新丝厂的斗争和徐永弟的名字,载入了重庆工人运动的光辉史册。
   1931年秋,中共江巴县委根据省委指示,千方百计地筹措0,以发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徐永弟为此四处奔波。这时,由叛徒组成的武装侦缉队正在四处搜捕共产党人,革命者随时都有可能落入魔爪。已经接任了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的徐永弟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且抓紧了对党员的气节教育。
   1932年1月9日黄昏,徐永弟和军支书记李惠康正在凤凰台街茶馆里商讨工作,武装侦缉特务闯来了。两人同时遭到毒手。
   徐永弟被投入大监,敌人严刑拷打。重刑之下,徐永弟大汗淋淋。他怒目圆睁,痛骂敌人;他心潮激荡,纵情高呼:“中国革命必胜!”“共产党万岁!”他痛骂着,高呼着,直到奄奄一息。
   第二天,徐永弟被敌人杀害,年仅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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