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杨市办事处刘岭村旧时名叫崔家垸，是清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舆地志”所列的一百五十三个民垸之一。崔家垸在明朝万历年间出了一位至今都让人津津乐道的官至三品（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省级）的通政使——刘道隆。他是县志出现频繁，现在有据可考，而官品显赫的潜江历史名人之一。
五世荣显的官宦世家
刘道隆，字麟原，号起南。明，潜江（今杨市办事处刘岭村）人。他自幼性情率真，聪颖好学，读书不倦。明万历十三年（1585）秋参加乡试中举，次年春他进京参加会试、殿试，又高中进士。这可是崔家垸刘氏家族出的第一位进士。
崔家垸的刘氏这一族支，并非是当地土居之民，他们的祖籍在今江西省安福县蜜湖，属于汉景帝刘启第七子赵王刘彭祖的世系。元末明初，湖北是农民起义的红巾军与元朝军队厮杀的主战场之一，加之元军败落后，红巾军内部朱元璋与陈友谅（今仙桃市沔城人）又在这里进行了争夺皇位决战，杀戮惨烈，血流成河，致使湖北包括潜江这一带因战乱人口锐减。明太祖朱元璋定天下后，即采取-用船押运，或鼓励垦荒减税等措施，将当时人口相对稠密的江西民众，大量向湖北迁移。史书上有“江西填湖广”“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等记载。潜江民间至今还流传着“洪武开坎”之说。刘道隆的先祖刘必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明初扶老携幼，远途跋涉，随着这批移民大军，举家由蜜湖迁居到了潜江崔家垸。为了与当地刘氏族人的区别，刘道隆这一支族被称之为“蜜湖刘”。
“蜜湖刘”有“耕读治家”好传统。他们入籍潜江后的第五代刘缘即中举人，任了南阳知县。从《湖北文徵》（卷三）所收录刘道隆的一篇《先赠君恭湖隐行述》文章得知，他的父亲是蜜湖刘的第七世，名淯，字志扬，别号恭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乡贤。第八世刘道隆中进士后，那真是光宗耀祖了。笔者查阅《县志》，仅从刘道隆中进士的明万历十三年（1585）算起，到清顺治六年（1649）这六十三年的时间内，崔家垸“蜜湖刘”就先后出了四位进士，依次是刘道隆、刘国柱（广东惠潮巡抚）、刘肇国（国史院掌院学士，即翰林学士）、刘广国（陕西关南道副使）。而此期间，潜江高中进士者有据可考的也只有十七人。同时，还前后出了四川遂宁知县刘菖、广西新安知县刘徽、临桂知县刘信国、河北河间知县刘宾国等。
刘道隆这个通政使在潜江可是了不起的人物。明朝朝廷设有通政使司，他是负责“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的官署，与明朝的吏部、兵部、户部、刑部、礼部、工部等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等国家一级机构并列，相当于现在的中办、国办。通政使司的长官为通政使（相当于现在中办、国办主任），官职二品，亦有三品者，下设左、右通政（即副职，官职从三品或四品）。其主要职责是职掌出纳皇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臣民建议，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并参与国家大政、大狱及会推文武大臣等朝廷大事。如此要职，有史记载潜江人不多，这应是潜江人的骄傲。
敢作敢为的知县
刘道隆中进士后，在万历十四年（1586）被朝廷授任江都（今扬州市下辖的江都区）知县。县志记载：他在江都“作令五载，约己爱民，风裁自砥”。
江都历来富饶，又是京杭大运河的要冲所在，从隋炀帝杨广开始这里就是最有名的-雪月之地，因而商贾云集、经济繁荣的同时，又是-污吏狼狈为奸、中饱私囊的福地，还是冤狱频发之地。刘道隆上任伊始，接到举报，查到-县国库钱财的是主簿及衙役后，即依法对其施行杖刑，并杖杀了一贪吏，这样使过去诸多相互勾结、相互包庇的官吏再不敢狼狈为奸，贪赃枉法了。县志载：刘道隆“下车即杖杀帑（tǎng，古时府库里的钱财）吏，诸蠹不敢因缘为奸”。接着，他对因-入狱的范学仁等十人，其家属不断击鼓-的案件进行重新审理，发现其中破绽百出。原来是一富豪为侵占范学仁等人的土地，设局制造的假案，买通官府办案衙役造成的冤狱，他即平反昭雪，百姓都称刘道隆是江都的“包青天”。
刘道隆在江都任知县时，很注重农田水利建设，积极引导农民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商贾不要受身份所限，可以给县府进言，确有才能者，可向朝廷推荐入仕。当时江都县河渠瘀塞比较严重，下雨即受淹，天晴即干旱，他一方面组织民众疏挖河渠，筑堤护岸，另一方面，他“凿陂堰以捄潦困”，即开凿堰塘蓄水抗旱或缓解水患。
从县志中我们还得知，当时，安徽歙（shè）县有很多人侨居江都经商，其中有一位叫杨介的人，倚仗着女婿是朝廷中书省-的背景，欺行霸市，横行江都，没人敢问、敢管。为伸张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刘道隆却毫无顾忌，他抓住其侄藏匿盗贼赃物、侵扰驿站等问题，将其缉拿归案而治罪，并-朝廷夺了杨介女婿的职，其他相关人员也一并做了处理，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忠义直言的谏官
万历二十年（1592），明神宗朱翊钧决定在郡县中选一批循吏良臣充实朝廷，刘道隆因政绩卓越被提拔进京任了兵部给事，接着又转任刑部给事中，其主要职责是充当言官。
朱翊钧可是一位难伺候的主子，当他的言官一般都难有善终。他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十岁继位，二十岁亲政，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登基时面临内忧外患局面，即委托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朝政，并出现了短时的“万历新政”。明神宗是一位心胸狭窄、好听谗言而又自以为是的人。他亲政当年（万历十一年，即1583年）听信谗言，即对刚死去不久的张居正追夺官阶，接着将张的长子张修敬下狱严刑拷打，致其 ，同时，-张家门，使张家饿死十多人，并对张居正“剖棺戮尸”“党附张居正者”均罢官为民。这样诱导言官攻讦大宦成风，就是吏部尚书王国光、兵部尚书熊廷弼、刑部尚书潘继驯等朝中重宦也都遭遇谗言被-，有的甚至被杀头，尤其是从万历十七年（1589）三月开始，朱翊钧就经常不临朝理政了。这样让不同派系的党争愈演愈烈，使朝纲混乱，士气低落，民心涣散，也让北方迅速崛起的女真族不断攻城略地。史书上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万历年间出了三种不同的言官。一种是为江山社稷，不畏杀头罢官之风险，忠心耿耿劝谏皇帝亲政、安民强国之言官；一种是为了一己之私或某个利益团体，借机恶意贬损异己，排挤对手、欺君误国的言官；还有一种是公私利益相间，见风使舵、明哲保身的言官。
刘道隆属于第一种言官。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勤奋认真，审阅四方言路，认真甄别真伪，或转呈疏奏。《湖北文徵》（第三卷）收录了刘道隆的奏疏三份，体现了他忠君报国、冒死进谏的胆识和气节。刘道隆在《感触时事陈愚忠疏》中，直言皇上经常不理朝政，使国朝现有“四点时弊”。
“一曰用舍太偏”。他暗中指责神宗不理朝政，将“选授之请，一概停阁”，使有些弄权之人，“请官则官，请敕则敕”，请皇上“毋以喜怒为用舍，倒施而逆行之也”。
“二曰纪纲太僭（jiàn）”。他指出，现在各地“明旨概置不理”，有的人借皇上的名誉，参奏-“一抚臣，两按臣，旁若无人”，这样“可谓有纪纲乎”，这简直是“轻朝廷而辱天下”。
“三曰奏扰太烦”。他说，现在奏章太多、太滥，又不按程序呈报，请皇上要“尽防小人以私意言事而流毒天下”。过去奏章必须由通政司把关后呈送皇上，现在“俱自会极门直上”，随时可报，随时可传，“将来从效尤，而其风日长，贻害海内”。
“四曰进奏太亵”。奏折反映，现在朝廷下去的-，每到一地方，“必大索一番土物，皆指称进御”，“此辈利其实，皇上当其名”，有些人甚至将“虎兔鹦鹉”“革鞭羽帚”之物，也说是敬奉皇上，在下面搜括。我知道“明主不贵异物”，请皇上严加管束，惩一而儆百。
最后，刘道隆还强调，“以上四事，皆时政所当急为更张者”，并劝说皇上“腹虽甚至饥，当思所以致饱之由”；不能说地没耕好，责怪奴仆，布没织好，而责怪婢女；不要“贪一饱一饶之娱以自幸也”。
此奏折，每一条都是暗指皇上疏于朝政，致使朝纲混乱，民怨甚多。不说封建帝王一言九鼎，皇权至上谁也不敢冒犯，就是在民主文明的现代，也没有-敢这样对最高当权者进谏或提意见。还有刘道隆的《感时效忠疏》《纠参奸邪疏》，其率直怒斥时弊的言辞和内容与《愚忠疏》基本相似。大家知道，一旦圣怒爆发，随便一条都可治刘道隆死罪。对自我感觉良好、自负而又很容易被偏见谗言所左右的明神宗朱翊钧，刘道隆比我们清楚得多。朱翊钧在万历二十年（1592），一次罢黜谏官十一人的历史墨汁没干，刘道隆也是清楚的，而他还要冒死如此进谏，除了言官的职责所在，更重要的是刘道隆忠君报国的忠义情结所致。
更可贵的是刘道隆三次上奏，救尚未谋面的兵部尚书熊廷弼不成而辞官不做的仗义之举。甘鹏云先生的《潜江旧闻录》对此事有所记载。熊廷弼，字襄愍（mǐn），江夏人（今武昌），是明代很有名气的人物之一。万历二十五（1597）年乡举第一，戊戌（1598）进士，历任御史，大理寺丞，兵部尚书。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以兵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官职经略辽东，时任辽东巡抚是王化贞。王化贞不懂兵法，但他又不服从、不配合熊廷弼的用兵调遣之举。因为王化贞是时任首辅叶向高的亲信。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勇猛进攻，加上部分明军叛变，辽东失守。明政府将熊廷弼、王化贞逮捕听候审理。首辅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都袒护王化贞，将罪责推向熊廷弼。这时，已经官至通政使司右通政（相当于今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的刘道隆，两日之内，三次-皇上-救熊廷弼。而此时，刘道隆与熊廷弼并不相识。他只是为朝廷主持公道，为国家爱惜人才。熊廷弼死后有人为其刊印了一部《熊襄愍公文集》，其中熊廷弼在狱中写的一篇文章有这样内容：“廷弼当死，平时不识刘麟原（刘道隆）为何人。今下狱且死，举朝皆投井下石，麟原排众议救我。我今日方知有麟原，廷弼当死久矣”。由此可以看出刘道隆的确是仗义执言之正人君子。刘道隆-救熊廷弼无效，还被诬陷是党争之人，他愤然辞官回到了潜江老家。到了崇祯元年（1628），包括隐退在家的刘道隆和在职的工部主事徐尔一等再次为熊廷弼伸冤，熊得以平反昭雪。后来刘道隆也被召回朝廷官复原职，并授了“光禄少聊”（正四品）衔。
乐善好施的乡贤
刘道隆辞官回到潜江老家后，在县城西郊外（今深河居委会一带）建了一别墅，取名“秀野园”，其名取自苏东坡《咏独乐园》“花竹秀而野”之句。他外甥张承宇的《秀野园记》将此园记述得十分详尽。文中说：秀野园“距西城数里”“西南甚空阔，大堤（即东荆河堤）在望”“西北去半里许，即大佛寺”，其园“引水环屋，寻桥面渡”“亭楼错峙，竹树荫森”“垒石为山，杂植海棠、芍药及玉兰、松桂、枣杏之属”，有“枕流轩”“定舫亭”“藂（cóng，丛生的草木）碧斋”等。书中记述这里就是一方碧波环绕、林竹掩映、渔舟唱晚、牛背笛声、夜静钟鸣的世外桃源。
刘道隆想过上隐居秀野不闻时事的生活，但其盛名在外，还是身不由己参与了回馈家乡的一些重大事项。县志载：“邑中兴除大政，不辞艰，不避谤，如议浚河、筑堤事宜”都习惯请刘道隆出场。就是新到潜江任职的知县，上任时必先拜访刘道隆。刘道隆也热心于家乡的公益事业，县志上有多处记载他主动建学校及建桥、修庙的事迹。
崇祯三年（1630），刘道隆筹资在县东仁和垸（今竹根滩镇仁和垸村一带）修建了“文昌阁”，这个0既是潜江县当时的一座藏书阁，也是供乡邑学生学习的学堂。崇祯九年（1635），他又筹措资金，在县城北护城堤旁（今北门辉煌居委会与三江村交汇地带）新建“大乐庵”。他在秀野园通往县城的一河道上（百里长渠五孔桥一带）修建了一座桥，当地百姓万分感激，根据刘道隆的官职，取名“通政桥”。此桥建成后，引来不少文人骚客题诗作赋，流传最广的是清初朱继智的《题通政桥》：“西城桥石水依城，通政潜阳旧有名；罾罩各寻深浅处，素鸥惊起捕鱼声”。
尤其是让家乡父老乡亲及官吏们都十分感动一件事，那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竟陵（今天门市）县的昏官劣绅为了本县免受汉江水患，将汉江自古以来一条泄洪的支流——泗港河（今天门市多宝一带，1954年前属潜江辖）堵塞，使居汉江下游的潜江承受更多更大的水患之灾。两县协商无果，府台两级明知应疏通此河道，但是又怕得罪圣上，不予裁定。因为天门人就以开通泗港河，有可能淹没葬在钟祥嘉靖皇帝的父亲的陵寝（明显陵）为借口堵塞的河道。时任潜江知县的王念祖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请在朝廷为官的刘道隆，请他-“疏通泗港河”。刘道隆接到王念祖有关托请后，他出于公心，主持公道，遵循常理向朝廷上呈疏开泗港河之书。他在上奏中写道：“王道本乎人情，此河之开，从来称便”“夜汊河（今东荆河）之通监利，芦洑河（今汉南河）之通沔阳，泗港之通竟陵，开则俱开，何故为竟陵塞此河以贻害也”。力陈开通泗港河之道理和必要。虽然遇到的是皇本位意识极强而又昏庸无道的万历皇帝没有准奏，但家乡人民对刘道隆能不避以权谋家乡私情之嫌，敢于站出来为家乡说话办事还是万分感谢的。
刘道隆对家乡的养育之恩念念不忘。万历庚子年（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知县潘之祥主修了有史记载的第二部《潜江县志》，刘道隆当时还只是兵科给事中，官职从五品，潘知县请他为县志写序，他毫不推辞，洋洋千字文尽显拳拳家乡亲情。家乡人民也没有忘记刘道隆，旧县衙署前门右边建有一“乡贤祠”，刘道隆就在其中，他死后几百年一直享受家乡人民的香火供奉祭奠。
清朝初，潜江官民为了纪念刘道隆，将东荆河东岸和汉江南岸（即今称汉南片）的四十三个民垸组成的乡改名为“道隆乡”，以后又以他最后的官职，更名为“通政乡”。古时候的通政桥遗址现在已无处寻觅，家乡人民为纪念他，2003年，在建南门河游园广场时，又在湖中重新建了一座石孔桥，命名为“通政桥”。
刘道隆卒年六十七岁，县志上记载，葬“在县东北仁和垸”（今竹根滩镇仁和垸村）。可能史载有误，为收集刘道隆的有关资料，2013年九十月，我先后两次拜访市博物馆原馆长，八十八岁的罗仲全老先生，他给我看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刘岭村村民挖渠时发现的现在存放在博物馆院子里刘道隆的墓碑，并带我到了杨市办事处，现在潜制药院墙西南角当时挖取墓碑的地方现场所确认。
站在昔日的崔家垸这块故土上，抚今忆昔，此时，我想起了唐代诗人崔颢《登黄鹤楼》的一句诗：“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刘道隆先生已驾鹤西去近四百年了，岁月不可逆转，故人亦不可见，愿天际白云千载悠悠，带去对刘道隆的永远怀念。